每一种文化精神其实都是要有“补结构”的。比如西方文化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就是一对“互补结构”，中国文化的“忧患意识”和“乐感意识”也是。“霸蛮”的“补结构”就是灵泛。 

    易中天教授的生存状态，很大程度上可用“人在旅途”四个字来形容。6岁时他就离开了家乡，随父移居武汉。高中毕业后去了新疆。1978年，没读过一天大学的易中天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后来又调往厦门，真可谓“走南闯北”。直到现在他还喜欢跑，差不多每年暑假都要和夫人一起外出“走一走”。去年夏天，他们夫妇先是到了云南丽江，到了泸沽湖和香格里拉，然后从中甸到拉萨，从拉萨到成都，最后到了新疆伊犁和拉那提大草原。他戏称这次旅行是“步步高升”又“节节败退”，因为开始时越走海拔越高，后来又从离海最远的地方回到海边。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正在江南古镇同里。后又两次到长沙。不这么跑，怕也写不出入木三分痛快淋漓的《读城记》。不过，外出的时间多了，在家写作的时间就少了，所以易教授的时间抓得很紧，极少应酬，也不怎么看电视，要看也是看小说。他喜欢读侦探小说，前些年几乎把学校图书馆里的“案子”都“破”了一遍。武侠小说也读，但偏爱古龙，不喜欢金庸。还喜欢京剧，而且唱得有板有眼，韵味十足。他的著作很多，拥有一大批读者。读了《双休刊》上朱汉民先生的《湖湘文化访谈》，易中天教授深有同感，亦有补充，遂有了这篇“访谈”。 

　　记者：易教授，我注意到，从前年年初到现在，你已经出版了七部著作，累计有两百万字之多。这些著作，尤其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易中天随笔体学术著作·中国文化系列”《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品人录》，影响很大，颇为畅销。你在《双休刊》上发表的谈城市文化的一系列文章，也很受读者欢迎。先问一句：您好像是湖南人吧？ 

　　答：我是湖南人，而且是“正宗”的。父亲是湖南人，母亲是湖南人，我自己则出生在长沙湘雅医院。不管是按祖籍算还是按出生地算，都是不打折扣的湖南人。顺便说一句，我太太祖籍湖南，所以我女儿也是湖南人，虽然她出生在武汉。 

　　记者：做一个湖南人有什么感觉？ 

　　答：非常骄傲和自豪。前些日子，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唐翼明（也就是湖南名作家唐浩明的哥哥）应国台办的邀请来厦门开会，我去看他。我们是师兄弟，又是老乡，一说起“我们湖南人”，就都笑起来，自豪之感想遮掩都遮掩不住。湖南是个出人才的地方啊！远的不说，近一点的文化人，大陆的黄永玉，台湾的龙应台，美国的黄仁宇，便都是湖南人。（记者插话：中国加入WTO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也是湖南人。）“唯楚有材，于斯为盛”，这句话并没有过时嘛！ 

　　记者：湖南人有什么特别呢？ 

　　答：个性强。毛泽东、朱镕基、龙应台、黄永玉，是不是都特有个性？我走的地方比较多，接触的人也多，发现湖南人在各自的领域里往往都是个性很强的人。这个特点在湖南本土可能不一定很明显，湖南人成堆么！但在外地就很突出。这种“德性”是从哪里来的？我看就来自朱汉民先生一再提到的那个“蛮”字。湖南人是不怕“蛮”的。就说那个龙应台，走到哪里，就把“旋风”刮到哪里，言人之所不敢言、不能言，很有些蛮劲呐！湖南有句土话，叫“霸蛮”。又霸又蛮，这才能张扬个性。我很赞同朱汉民先生的看法，湖湘士人并无一般书生那种柔靡、纤巧之风，总是充满着豪迈、刚勇之气，既能著书立说，又能用兵打仗，扎得硬寨，拼得死命，兼书生意气和武侠豪气而有之。所以湖南人做起事来说起话来，不但坚韧不拔，而且痛快淋漓，往往一下子就把话说到了底，把事做到了位。你还在拐弯抹角咬文嚼字，他那里已经一把辣椒放了下去。 

　　记者：你认为“霸蛮”是湖南人的特点？ 

　　答：是。“霸蛮”是湖南人的性格，也是湖南人的精神。陈独秀有一篇文章，叫《欢迎湖南人底精神》。通读下来，你会感到他说的就是“霸蛮”。陈独秀是安徽人，他不会说这两个字，但我们湖南人自己能体会出，是不是？你想吧，曾国藩一介儒生，从来就没打过仗的，却领兵出征，屡败屡战，最后打出个“无湘不成军”来，是不是“霸蛮”？左宗棠抬着棺材进新疆，不向沙俄让寸分，是不是“霸蛮”？蔡松坡以弱抗强，率两千子弟兵和十万袁军死战，是不是“霸蛮”？就连王船山居瑶洞四十余年，写成等身著作，没有“霸蛮”的精神怕也不行。实际上，湖南人的许多性格，比如朱先生的访谈中提到的倔强、刚直、任勇、坚毅、豪侠、强悍，以及“特别独立之根性”，都可以总而言之曰“霸蛮”。“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是“霸蛮”；“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也是“霸蛮”。“霸蛮”不是霸道，不是野蛮，是坚韧不拔，是果敢刚毅，是不怕鬼，不信邪，是“打脱牙齿和血吞”，“不到长城非好汉”。 

　　记者：那么，湖南人的这种“霸蛮精神”是从哪里来的？ 

　　答：毛泽东早在1920年就说过：“呜呼湖南，鬻熊开国，稍启其封。曾、左，吾之先民；蔡、黄，邦之模范。”曾即曾国藩，左即左宗棠，蔡即蔡松坡，黄即黄克强。至于鬻熊，则相传是楚人的祖先。也就是说，湖南人的精神，可以追溯到楚文化，但主要彰显于近现代，并集中体现在曾左蔡黄（其实也包括毛泽东）这些先驱人物和领袖人物身上。近现代以前，“湖南人物，罕见史传”。好不容易有个名叫刘蜕的湖南人在唐大中四年（公元850年）中了进士，还要被称为“破天荒”（“破天荒”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不过，刘蜕虽然破了天荒，但真正让国人对湖南刮目相看，还是在清代咸丰、同治之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这是一拨；谭嗣同、唐才常，又是一拨；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又是一拨；然后是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荣桓、任弼时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正所谓“湘省士风，云兴雷震，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杨昌济先生语）。其实，早在道光年间，邵阳人魏源即已应林则徐之请，编成了被日本维新志士奉为至宝的50卷《海国图志》。日本人能够取得明治维新的成功，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应该说也有我们湖南人一份功劳。 

　　记者：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湖南人的“霸蛮精神”在这时有了“用武之地”，所以湖南人也就大显身手、脱颖而出了？ 

　　答：正是这样。湖南人的“霸蛮精神”在近现代得到了发扬光大，当然，它的形成有一个长远的过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 

　　记者：请问在这个长远的过程中，起到较为重要作用的因素是什么？ 

　　答：生存环境与文化传统。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南这地方，古称“三苗”。山高路远，地老天荒，历来是远离中原的“化外之地”，也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杂处之所。元末明初，明末清初，湘省连遭战乱，人丁锐减，十室九空，于是有了大规模的两次移民，即民间所谓“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韶山毛氏先祖毛太华就是移民湖南的江西吉安人。山民有刻苦强悍的习性，移民有开拓进取的精神。他们都要筚路蓝缕忍辱负重，因此他们都得“霸蛮”。不“霸蛮”，活不下去呀！ 

　　记者：你说的这种情况，其他省份也有。比如福建，古称“闽越”，广东，古称“南越”，也是山高路远，地老天荒，也曾有过多次大规模的移民，以及外来移民与当地土著的通婚联姻，为什么“霸蛮”不是福建人、广东人的精神？ 

　　答：我想这恐怕就要归结为文化传统了。福建、广东和湖南的文化传统不同。从文脉上讲，湖湘文化继承的是楚文化的传统，而楚人是比较“霸蛮”的。楚人原本是“南蛮”，周人管他们叫“荆蛮”，因为他们远离中原。湖南就离得更远，战国时才被楚人占领，要算是“蛮中之蛮”。然而楚人霸则霸矣，蛮则蛮矣，智商却不低。楚辞是可以和北方歌诗平分秋色的，楚歌也不比吴歌差，楚国的政治家更是多为栋梁之材。更重要的是，自强不息的楚人居然并不以“荆蛮”为耻。上下君臣，都自称蛮夷，专一和华夏诸侯作对，五年不出兵，就算是奇耻大辱，死后不得见祖先。春秋前后，楚吞并的诸侯国，大大小小四十五个，终于成为南方之强。春秋五霸（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有他，战国七雄（秦、齐、楚、燕、赵、魏、韩）也有他。而且五霸也好，七雄也好，要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还得数楚国。战国时，楚的疆域，东至海滨，北至中原，西有黔中，南有苍梧，差不多占了当时中国的半壁江山。也就是说，楚国原本也有资格有条件统一中国的。所以，秦灭六国，楚最不服，以至于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不是说楚人主张民族分裂反对国家统一，而是认为要统一也该由我楚人来统。这种精神，可谓楚人共性，所以湖北人也很厉害，“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么！ 

　　记者：这倒真是不简单。 

　　答：是不简单。如果你晓得方言是怎样发展的，就更会觉得不简单了。春秋战国时期，北方使用的主要是中原雅言，即周王室的官话。只有胶东半岛说“齐东野语”（齐语）。南方这边，则有两大方言与之抗衡，即吴语和楚语。这也是两种现代南方方言吴语和湘语的祖宗（南方方言共六种，即吴语、湘语、赣语、闽语、粤语、客家话）。吴语和楚语是比较接近的，因为越灭吴、楚灭越，它们曾经统一过。直到现在，吴语和湘语还不乏相同之处，比如都把“吃”念作“洽”，把“爷”念作“牙”。后来，“吴楚东南坼”，赣语像一把刀子从“吴头楚尾”的地方插了进来，吴语和湘语也就分道扬镳。与此同时，北方方言也大举南下。“吴王”那边，宁镇“失守”（南京、镇江都说江淮官话）；“楚王”这里，两湖“沦陷”（湖北和湖南北部都说西南官话）。留给湘语的地盘所剩无几，不过三十多个县市，连一省的半数都不到，而且被粤语、赣语、客家话、北方方言团团围住。湘语是在孤军奋战啊！我倒不是主张发展方言，反对普通话。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赞成讲普通话的。我自己平时就讲普通话，不讲湘语。湘语不利于交流。“长沙里手湘潭票，湘乡嗯啊做牛叫”，湖南人之间都不能对话，如何走向世界？但我们是在讨论文化问题，是不是？我不过是想通过这个现象透视湖南人的文化性格罢了。 

　　记者：那么，你赞成“霸蛮”吗？ 

　　答：不能简单地说赞成还是不赞成。“霸蛮”作为一种文化精神，是应该肯定的；“霸蛮”去做什么事情，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问题并不在于“霸蛮”不“霸蛮”，而在于“霸蛮”做什么，以及在做的过程中讲不讲科学、民主，讲不讲方法、策略。不讲科学的“霸蛮”是野蛮，不讲民主的“霸蛮”是霸道，不讲方法的“霸蛮”是愚蠢，不讲策略的“霸蛮”是鲁莽。这样的“霸蛮”就不可取。还有，如果要做的事情本身就是错误的，那么，越“霸蛮”越糟糕。此其一。 

　　记者：其二呢？ 

　　答：其二就是“霸蛮”本身也有问题。“霸蛮”者多气盛。气盛者多半刚勇、劲直、强悍，有情义有担当，一身傲骨敲起来铮铮地响，这是好的。但“气太盛”，则“多不能虚衷受益”（湘人皮锡瑞语）。脾气犟的人，一般不怎么虚心。 

　　记者：愿闻其三。 

　　答：其三就是光“霸蛮”也不行。世界上的事情很多，有的要“霸蛮”，有的就霸不得蛮。做生意就不能“霸蛮”。湖南人做生意过去是不太行的。德国人里希霍芬在19世纪末就说过：“中国军队的主要兵源来自湖南。相反，在银行业、商业界则看不到湖南人。”民谚也有云：“广东人革命，福建人出钱，湖南人打仗，浙江人做官”。究其所以，恐怕就因为湖南人蛮勇有余而灵活不足。这就常常会碰钉子。因此，以“霸蛮”为文化精神的湖南人有时也会对别人说：“莫霸蛮啰！”所谓“莫要霸蛮”，往往也就是要“灵泛”一点的意思。每一种文化精神其实都是要有“补结构”的。比如西方文化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就是一对“互补结构”，中国文化的“忧患意识”和“乐感意识”也是。“霸蛮”的“补结构”就是灵泛。实际上湖南人当中，既不乏“霸蛮”的人，也不乏灵泛的人。湖南人对“霸蛮”和灵泛，也从来就是既肯定又批评。有时候他们赞美“霸蛮”，有时候又欣赏灵泛。这也不奇怪。事物都有两重性，就像一枚硬币总有正反两面。“霸蛮”的反面是霸道、野蛮，灵泛的反面则是狡诈、油滑。所以，一个人太“霸蛮”固然不好，太灵泛就更不好。最好是把“霸蛮”和灵泛结合起来，骨子里“霸蛮”，行动时灵泛，或者精神上“霸蛮”，方法上灵泛，也就是“霸蛮为体，灵泛为用”吧！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你认为我们湖南应该怎样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文化”？ 

　　答：我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湖南是有优势的。因为湖南文化遗产多，文化底子厚。但不宜抱残守缺、孤芳自赏。我们是湖南人，更首先是中国人，应该站在大中国的高度看文化。何况历史上不但有“唯楚有材”这句话，还有“楚材晋用”这句话。这就值得我们深思了。建设新湖南，建设新文化，不“霸蛮”不行，一味地只晓得“霸蛮”怕也不行。我们可不可以更多学习一些兄弟省市人的长处？可不可以在“独立根性”的基础上再加“海纳百川”的气度？总之，我希望也相信湖南的文化会建设得更好。那时，我们这些身在外省的湘人，就可以更骄傲更自豪地说“我是湖南人”了。 

〔出处〕 http://www.hnol.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