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地域性的历史文化形态，湖湘文化有其固有的、基于地域特征而形成的精神气质，这是湖湘文化的根基与特质之所在。但地域文化并不是在自我封闭中形成的。综观湖湘文化千余年的演进历程，可以看到，博采众长、兼容会通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 

　　湖湘文化兴起之初便表现出兼容并蓄的特点。周敦颐是湖湘文化兴起的标志性人物。在其思想学术的创建过程中，周敦颐立足儒学而又大量吸收、融合佛教与道教的思想与理论思维成果，其思想体系从理论构架到范畴、命题，都有对佛道之学的改造、利用。周敦颐之所以被后世尊为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主要是因为其援佛道入儒，确立了理学会通诸家的学术取向及基本理论框架。 

　　南宋时期，胡宏、张縂等以碧泉书院、岳麓书院为基地著书立说，授徒讲学，形成了宋代学术史上盛极一时的湖湘学派。湖湘学派的一个重要的学风特点即兼收并蓄。张縂曾与朱熹长期书信往返并两度晤面，讨论学术，在本体论、心性修养论等许多方面接受吸收了朱熹的观点。后来的岳麓诸儒也往往能够不囿于学派门户之见，择师而从，力求兼取众家之长。如胡宏季子、张縂高弟胡大时在继承家学及师说的基础之上，又问学于闽学的代表人物朱熹、象山学的代表人物陆九渊及永嘉经制之学的代表人物陈傅良。当时，在岳麓书院讲坛上，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学派的学者都能够放言高论，传播其学说。朱熹及陈傅良等都曾登岳麓书院讲席，为湖湘士子所向慕、拥戴。这一点，与当时一些学派之间互相排斥、壁垒森严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显示了湖湘学派的博大胸襟。 

　　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王夫之也是在集千古之智的基础之上，别开生面，将湖湘文化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哲学推进到新的高度。王夫之不仅对传统儒学进行了颇为全面的清理、总结，而且还以“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的原则，对佛道之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中吸纳了大量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近代以来，随着湖湘文化向近代的转型，其兼容会通精神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以魏源、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湖湘士人面对传统社会危机四伏、外国殖民主义者浮海入侵的局势，试图走出传统的狭小天地，拓宽文化视野。他们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又清醒地意识到必须超越传统、积极向西方学习，实现国家的近代化。魏源大胆突破“夷夏之大防”观念的拘囿，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为洋务运动作了思想铺垫。曾国藩将“师夷”的主张付诸实施，筹办洋务，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并选派幼童赴美留学；郭嵩焘利用出使英、法的便利条件，对西方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科学技术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并不顾个人毁誉，大力传播西学，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人物；维新志士谭嗣同则以“通”为其思想学术宗旨，熔铸古今，萃取中西，全方位地吸纳中国传统的儒、墨、道各学派及佛学、西学的思想，建构了其《仁学》思想体系，为维新变法进行了理论说明。在其思想体系中，儒家的“仁”、墨家的“兼爱”、佛教的“性海”、“慈悲”及西方近代物理学的“以太”、“电”等概念、范畴是相互沟通的，联融会通的特色表现得相当明显。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近现代湖湘文化之所以流光溢彩、绚烂夺目，固然可以从多方面找到原因，但其中一大批优秀的湖湘士人审时度势，以兼容开放的态度不断地吸纳中外优秀文化成果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今天，随着经济、科学技术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明显，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不断加强。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关注。在这一问题上，湖湘文化的兼容会通精神及其发展壮大的历史事实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文化的发展、兴盛离不开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的吸收。在今天的文化建设中，我们一方面应当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进行认真的研究、总结、继承、发扬，另一方面，又应当以博大的胸襟，以兼容开放的态度广泛吸纳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使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都能够成为我们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与依托。当然，在兼收并蓄、博取众长的同时如何保持文化的自主性、体现自身的特色，避免湖湘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失误，也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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