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宝荪（1893—1978），字平芳，曾祖父即曾国藩。

　　1917年，冬，一艘轮船带着寒意与颠沛驶进上海吴淞口岸，24岁的曾宝荪——伦敦大学第一位拿到理科学士学位的中国女性，怀揣着教育救国与科学救国的理想，与她的巴师(冯氏高等女校校长巴路义女士，曾宝荪这样称呼她)、堂弟曾约农登岸。

　　这在曾宝荪一生的记忆中，是最为痛苦的一次旅行，不能进食，苦不堪言。但千辛万苦的抵达，在远方等着她的是理想之路的重重坎坷。

　　几个月后，1918年，艺芳女校开学，后三度停办，又三度复校。因为她的执念，1000多名学生因此有幸在上世纪初便在内心萌芽独立、自治、完全之人格。　　　　　　　　　　　　　　　　　　　　　　　　　　　　　　　　　　　　　　

　　抽屉不锁，没有监考官的艺芳女校

　　时间匆匆，分隔了越来越多相熟的人与事。

　　“我与我的三姑曾宝荪先生、二伯曾约农先生有过三次相见。第一次见到三姑、二伯是1937年。那时，我只有四五岁。虽然少不更事，但我对曾宝荪这位大家长印象深刻，她非常和气，穿着朴素，走路笔直笔直。”

　　8月28日，砂子塘一个老社区，银发稀疏的曾宪纲戴着黑框小眼镜。周围，空间逼仄;墙上，半个世纪前的老相片挂着;桌子，故纸堆层层叠叠。“我记得她跟我父亲说，让我们先回老家富厚堂。”曾宝荪则和她的艺芳女校在做最后的坚持。

　　艺芳女校位于小吴门，占地百亩，由曾国藩的浩园改建。在曾宝荪自己写的回忆录里提到：学校每日六时起床，七时早餐，七时三刻礼拜，八时上课，上午四堂课，十二时半中饭，饭后休息一小时，二时至四时再上二堂课，每日只六堂课，下午的课多半是科学试验、音乐、手工、图画、体育等不太用脑力的课。学校还时常举办“游园会”“纳凉会”“灯会”等，这些节会全由学生自己设计。

　　在校规上，艺芳女校极其尊重学生，倡导“不记学生的过，不当堂叱罚学生，不勉强学生去礼拜堂”。而且，艺芳始终强调自治。图书馆学生自行登记借还书，管理人员只负整理之责;夜间自修，不要先生监察，考试也不要监场，“决无夹带，枪替，或私相传授的举动。至于普通生活上，也做到抽屉不要锁，园中花果不乱摘，别人的东西决不擅用。”

 
　　学生对于学校财政也可以过问。“每两个礼拜，可以查学校的伙食账一次，每学期也可查学校财务账一次……学生的杂费，每每还有多余的退回与学生。”1927年以前，学校有5位外籍教员，学生们和外国先生很合作，她们也与学生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工资则由外国友人支持。

　　彼时西风东渐，中国并不乏思想开放的个体，但如此与几千年的传统教育背经离道，仍是极具舆论风险的。在人性刚刚破土欲出的年代，自由既可能是天使，也可能成恶魔，惟有更强的自律，才能成就更好的自己。“艺芳女校每个班的学生不多，30来人，但个个优秀。”
　抵制日货，也对东京地震深表同情

　　在1912年随巴师一起前往英国的火车上，一件事让曾宝荪记忆几十年，这便是“永不沉没的巨轮”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消息，19岁的曾宝荪当时便感叹，“由此令我想到科学的发达，若只看一面，而不全盘筹算，危险还是很大”。

　　曾宝荪认知上的全局观初现：不偏不倚，不依不附，而成就独立个体。这种独立的观点突出体现在她日后的办学理念上。

　　除了平时的课程，艺芳女校每礼拜五下午请名人演讲——讲题包括文学、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每礼拜六第一节课则由曾宝荪讨论时事——世界、本国、本省的要事。

　　“曾国藩曾立嘱后代不可从政。三姑作为第三代后裔，虽然从不参与政事，对国民党也一直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她非常关心时事，也支持学生去关心时事。”曾宪纲记得1949年艺芳女校成立有“迎接解放学生委员会”，其中委员会成员便有四姐曾宪源(后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廖世英(后在湖南新闻出版局)和洪特三位活跃的学生，“我清晰地记得那是1949年8月2日，她们找到我，要我帮忙画欢迎解放军进城的宣传画、毛主席像等，8月4日晚贴满长沙街头。8月5日，解放军进长沙城。”

　　早在艺芳成立之初，便逢五四运动，一所仅20个学生的学校，师生就成立了三个爱国十人团，抵制日货，只用国货，一直保持了30年，直到日本投降后方才解散。态度之坚决，可见一斑。

　　但是，1923年9月，东京发生大地震，艺芳女校的学生们却自动募捐救济款五百余元，托基督教宣教委员会的霍德进博士(Dr.Hodgkin)带去日本。在她们看来，日本政府侵略中国的政策固然可恨，但深陷战火的日本人民却值得同情。

　　1942年，随着战火一步步逼近长沙，曾宝荪及曾约农不得不停学，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湘乡(今双峰县)富厚堂。

　　回乡办学，保持早请安的家庭传统

　　2015年8月27日，双峰县富厚堂前半月形的水塘里荷叶亭亭，迎风摇曳，与沉静百年的曾氏大宅相映。

　　“富厚堂虽然建筑面积上万平方米，但是装饰十分简单，仅有两间房铺有青石板，其他房间均为泥土地面，窗棂也没有繁复的雕花。”刘建海是曾国藩故居的守望者，“曾宝荪就住在富厚堂南边的八方门内，也叫无慢室的一间房里。”

　　窗口阳光斑驳，但房间仍显阴暗。“后来在复原故居时，他们找来一张华丽的雕花床放在曾宝荪的卧室里，我看了就说‘错了错了’，我三姑从来没睡过那么好的床。”曾宪纲向我们回忆起回到老宅的一幕。

　　但曾宝荪对于富厚堂的记忆是快乐的。“有山，有水，有亭台，池榭，藏书楼。到了春天，田里禾苗绿色满地，夏天门外宅内都有荷花，秋天的桂花在我家后山开放，香闻数里，冬天有红绿梅花，在我家北面小山坡的思云馆前大开……我们小时在这环境下读书，真有无限幸福。”

　　如今，宅内已是两片茵茵草地，房屋保持原来结构，藏书楼的书已迁走，只剩吊篮孤悬。“因为曾国藩只有两个儿子——曾纪泽与曾纪鸿，曾纪泽的后代不多，且大家多在外地，所以后来曾家并未真正分家，而曾宝荪因年长，成为我们的大家长。”曾宪纲回忆，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家后代开始拖家带口回到老家，“1937年我们回来时家里是七八家20多口人，到1940年左右时，富厚堂住了40多人，包括从长沙来避难的自立会教堂的传教士。为了维持老家的稳定，那时三姑还组织了一个抗日武装部。”

　　这是民国时期曾家一次较长时间的大相聚。曾宝荪规定晚辈们早上要请安，见她需要行礼，见更长者便要磕头。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请安对于家长曾宝荪来说已不是简单的传统礼俗的延续，相见更是一种心安。“后来我在艺芳借住时，三姑也要我天天去见她，一起聊一聊，如果有三五天没去便会责怪。”

　　在富厚堂的日子，曾宝荪继续在家开课，“家里回来的孩子及周边的孩子都要来富厚堂上课，一上就是两三个小时。”
　再次复校，一间房用布帘隔成两间

　　在富厚堂住了5个年头后，日本投降。1946年的春天，曾宝荪与曾约农再次回到长沙，彼时浩园已被日本人烧毁了很多物件，文正公祠正殿已炸毁不堪，倒是教室、寝室、厨房等差可应用。

　　但时局依然不定。曾宝荪虽未从政，却一直对国家、国际大事投入心血。1947年，曾宝荪成功竞选国大代表。“当时我随父亲在南京三中读书，得知三姑、二伯都会到南京后，便去下关码头迎接他们。我的伯父俞大维时任交通部部长，还有五叔曾绍杰也在交通部，我的父亲在警务处。我们曾家及很多官员都去迎接，声势浩大，当时码头封锁，其他游客要等他俩先下船后才能下船。”

　　但很快时局转变。1948年12月，曾宪纲随母亲再次回到长沙，在艺芳女校借住一个月。那时，父亲送了他一部德国相机，从他60多年前拍的相片可以看出，那时浩园里的假山、亭台都在。“湖的对面就是我三姑曾宝荪的办公室。她的办公室其实也是她的住房，一间房子用一个布帘子一隔，成两间，外面办公会客，里面休息。”

　　在曾宪纲的记忆里，“三姑穿着极其朴素，一般都穿旗袍，但既没线条也没绣花;二伯曾约农也是长袍加身，一直未变

　　过，朴素得很。我们吃饭也是一大桌七八个人，四菜一汤。早餐稀饭咸菜，偶有一片海鱼。”

　　虽然条件越发困难，但艺芳女校的精神不减，倡导学生既和众又有独立之精神，能“守校规，又能提出有条有理的建议”，能“好学，又不专读呆书”，能“欣赏中国文化，又能具科学精神”，能“崇信基督，又不忘记孔孟之道”……

　　“我在艺芳也看到过他们的毕业游园会，学生们在一起穿着整齐，跳集体舞、交谊舞等，都是他们自己组织。而且，学校还不定期邀请雅礼中学对称班来一起开交流会，那时雅礼还是教会学校。”曾宪纲还记得，曾宝荪对于学生参加游行也是持开放态度，但在学生出发前会叮嘱，“不要过激，早点回来，注意安全!”

　　85岁逝世于台湾

　　和平到来之前，总会充斥着激烈。1949年春季，长沙学生几乎无日不游街开会。而远在南亚的印度，圣人甘地的门人也在主张世界和平大会。曾宝荪应邀，先飞广州取出国护照，然后到香港，与堂弟曾约农抵达印度时已是11月，而这一待就是三个月。

　　从印度回香港，已是1950年3月。“三姑在香港时我们还有书信联系。”但最终，曾宝荪离开香港九龙青山道24号——其舍弟曾昭柯的住处，与曾约农去了台湾。

　　“我父亲带着哥哥也去了台湾。此后大家天各一方，再未见面。”1978年，曾宝荪去世，享年85岁，“她去世的消息我是通过报纸得知的。三姑在台湾的生活我们了解不多，只知道她在台北有所大房子。二伯则是东海大学的校长，学校前面有条路便叫‘约农’路。”

 
　　曾宝荪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对台湾的生活也只是些许提及，因病缠身，两次癌症开刀，一次白内障开刀，身体在逐渐老去，但思想一直乐观。在台没有再继续教育事业，会做一些演讲，特别提到1968年在台学生举办了艺芳母校50周年庆。

　　　记者手记

　　常人与非常人

　　8月26日，穿过狭长的戥子桥巷，艺芳女校校友会会长龚安琪带着我走进现在的长沙市田家炳实验中学，“这里就是以前艺芳女校的旧址。沿着门口的巷子往前不远便是艺芳小学部，我1948年在小学部读了一年。”

　　校园内一片平地，曾经的假山、亭台、小湖不复存在，感觉不到历史的回声，惟有新立的曾国藩及创办人曾宝荪、曾约农的铜像。“过去的痕迹都没有了，因为我那时只有七八岁，对曾宝荪的印象也有些模糊了，只记得她戴着眼镜，还有当上了国大代表。”

　　曾宝荪终身未婚。在龚安琪看来，“这是当时一些文化女青年都选择摆脱传统旧俗，寻求独立的一种方式。”这在当时也成为艺芳的一种精神符号。

　　随着岁月更替，艺芳校友一年比一年少，但她们至今仍保留着每年举办校友会的习惯，支撑她们的自然是有她们所依恋的、所自豪的、与众不同的精神存在。曾宝荪在回忆录里提到：“古人说，‘生为尧舜，死为枯骨;生为盗跖，死为枯骨’。那人又何必做好呢?”但是，她从巴师身上找到了答案，认为真诚的爱心可以把常人变作非常人，这就是一种精神的力量。

　　曾宝荪此后毕生力行精神教育，直到去世前仍未停止相关演讲，她希望文化与道德“用我这微小的器皿，来显出一点点予以这些青年，是为至祷”。

　　曾宝荪正是用自己这个微小器皿显示独立、自治之精神，培养学生完全之人格。正如其自挽联中所述：“已尽力六十年培植人才，喜弟子忠恕相承……”

 
　　曾宝荪一生，一条独立自治的教育救国之路，一条未走完的路。

〔出处〕 潇湘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