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达在战争年代里指挥和组织过成百次战斗，解放后又为建设一支强大的装甲兵部队作出了卓越贡献。但他功高不自居，位高不挟赏。建国后，他被授予大将军衔，工资定为四级。他三番五次给毛主席、中委军委打报告，请求降低自己的军衔，结果以工资降为五级而了事。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许光达一家和他的警卫员、公务员、司机等，响应上级号召，利用宿舍附近的空地，种了些麦子。为了把地搞肥些，许光达的警卫员曾经到警卫连去拉了一车粪撒在地里。

    年终，装甲兵机关整顿作风搞总结时，有同志提出了这件事。许光达虽然当时根本不知情，听了意见后，还是在全机关的群众大会上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他说:“大家都要种点东西，警卫连的战士积了肥，我们家去拉，这是不劳而获的行为，是不应该的。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咱们整顿作风，发扬优良传统，先从我做起吧！”

    1957年，许光达90岁的老父亲去世了。按照长沙当地风俗习惯要办隆重的丧事，特别是有个儿子在京城当了“大官”，似乎就更应当讲讲排场，搞得不寻常些。为此，在家乡的几个兄弟多次拍来电报，要他回去主持葬礼，还提出许多要求，光是丧事所用白布，就在单子上开了30匹。

    许光达说，我一回去，还要惊动许多省里的、县里的“地方官”，一个共产党的司令员，带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为父亲送殡，这和国民党的官僚有何区别？

    许光达只派了自己的秘书，带着200元钱，代他去料理丧事，并且几次打电话给当地政府，要求他们“严格控制”，不能因为是司令员的父亲就铺张浪费，一定不能超过老百姓办理丧事的标准。对此，许光达的几个叔伯和兄弟很是不满，以提出“不葬”表示“抗议”，丧事拖着办不下去了。司令员听说后，又电告当地政府:“他们不葬，作为儿子的我，就委托地方政府动员群众代葬。”这才算解决了问题。

    他的秘书从湖南回来一报账，整个丧事共花费了150元。后来他的老母去世时，家乡再也没人提出额外要求了。

    许光达最厌恶那种以势压人、擅作威福的坏作风。去看戏时，他见剧场门口人很多，老远就让司机把车停下来，自己步行进大门，他讨厌小轿车呜呜叫，把行人们挤得乱跑；下雨后乘车，他一再嘱咐司机:“开慢点，开慢点，溅行人一身泥水多不好！”

    平日，为了让他得到些休息，许光达的爱人和孩儿常常拉着他在饭后出去散散步。起初，每次散完步他的心情很愉快。可是，有一次他却有些生气地说:“不去了！不去了！明天不去散步了！”

    原来，天气渐渐热起来了，他发现出外散步途经干部家属楼时，一些正在乘凉的干部家属，因为穿着背心裤头，不好意思见到司令员，老远就躲到屋里去回避一下，有的又要按照军容风纪，穿戴整齐给自己敬礼。许光达说:“大家都要乘凉，干嘛因为我一出来就影响别人？我可不想当瘟神！”这以后，他吃过晚饭就在自家楼下溜达溜达。 

〔出处〕 湖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