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位大将中，戴眼镜的有黄克诚、陈赓，可视力差到被彭德怀大将叫“瞎子”的程度，而且离开眼镜就无法行动，也只有黄克诚了。记得1982年那次见到将军时，他双目失明了，是戴着一副墨镜接见我们的。记者当时就想，视力这么差，如何指挥作战啊？

    是的，将军的戎马生涯中，比起一般人来付出更多。

    抗日战争时期，他的部下缴获了一辆自行车，于是就有了他的“自行车司令部”。

       1、自行车：驮着司令和“司令部”

    1981年，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到新疆检查工作，见到时任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的王扶之，幽默地问：“王扶之呀，还记得你用自行车驮黄老的事吗？那时你的自行车上可带着三师的司令部啊！”

    王扶之说：“我当然记得，当时您是我的副师长啊，我跟着黄老和您学了好多东西。”

    王扶之离开黄克诚身边后，虽然“官”越做越大，团长、师长、总参作战部长、山西省军区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可那张抗战时期拍摄的照片——山旁一块平地里，一位新四军战士（主人），一边扒拉着饭粒，一边看着停在旁边的一辆自行车，这张照片总随着主人的迁徙而迁徙，挂在主人的客厅里。

    这辆自行车是1939年在河北的红子店、温塘战斗中，部队缴获的。那时候自行车是个洋玩意儿，没人会骑，王扶之很好奇，就想试着学学看。功夫不负有心人，王扶之不但很快学会了骑自行车，而且骑术日精，成为当时八路军中一大奇观。

    当时，王扶之也没有想到，这辆自行车会与黄克诚、新四军的命运相连。

     2、自行车，也编入新四军序列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黄克诚所率领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担任三师师长兼政委。三师下辖七、八、九旅。部队从华北挺进到江南。

    王扶之也就成了新四军第三师八旅二十二团通信参谋。黄克诚有一段时间随二十二团行动，王扶之也就有幸在师长身边工作，后来则成了师司令部通信股长、作战参谋。于是，这辆自行车派上了大用场。     

    师长黄克诚眼睛高度近视，行军、作战十分困难。虽然配有战马，可眼睛不好马也不遂人愿。坐王扶之的自行车也就成了最好的“行动方案”，因为王扶之的车技除了单人在车上拿大顶、双手撒把骑和倒背着骑外，还能上山下坡、过桥越沟；车速能追汽车、马车，能定车于地不动数分钟；能带四人于车上行，能手不扶把，以股扭动驭车头，加之平日打篮球，身体素质好。于是，王扶之另一项任务就是做黄克诚的“自行车驾驶员”。部队无论向哪里开进，黄克诚师长总是以自行车代步，并经常坐在自行车上听取汇报，制定作战计划，指挥作战行动。

     3、自行车，驮着师长突出重围

    王扶之回忆道：黄师长坐在他的自行车上指挥了6次反“扫荡”。

    他印象最深刻的是1943年早春那次。那是乍暖还寒的季节，日军集中一万兵力，辅以伪军八九千人，对苏北根据地盐阜区又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梳篦式大扫荡”。黄克诚等审时度势，采用了圈内打小仗，圈外部队积极作战的方针，并且取得了兄弟部队在苏中和淮北的战略配合，在近20天的时间里，三师各部打出了很多漂亮仗。 

    面对敌人的进攻，“黄克诚率师部和特务营转移，在阜宁县境内的黄河堤附近与日军遭遇，战斗异常激烈。”当时，黄克诚的师指挥所设在距黄河堤不到200米的芦堡村内。特务营营长陈金保请求师指挥所立即转移。黄师长就是不肯走，他说：“师指一撤就会动摇军心，后果严重。”后来，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经大家苦苦劝说，黄克诚才勉强坐上王扶之的自行车，同师指挥所的其他人员一起撤出战斗。在转移途中，他命令八旅二十二团派一个营赶来增援，解除了特务营的困境，让队伍顺利地向阜东地区转移。

     4、王扶之，向师长学了一招

    黄克诚坐着王扶之的自行车，带领部队向阜东转移，来到射阳河边。河边有华成公司，总经理姓张，四川人，手里有一支武装，同日伪军、国民党军、新四军三方都有联系。如果“硬性”过河，说不定既会受到阻拦，也会从此双方结怨。黄克诚指示王扶之做争取张经理的工作，还叮嘱他：这次任务艰巨，所以要派你去。他让王记住：第一，向张讲明抗日爱国大义；第二，向他宣传新四军宗旨和纪律；第三，明确表明新四军会维护他的利益，希望他能同新四军合作。接着，黄克诚拿出一支崭新的20响驳壳枪，让王扶之作为见面礼送给张经理。

    见到张经理后，王扶之自我介绍是受黄克诚师长委托来和他会谈的，向他转达了黄克诚的3点意见。张经理高兴地收下黄师长送的驳壳枪，明确表示共产党看得起他，可以从他的防区经过，而且他要派上岗哨，以防鬼子发现。

    就这样，新四军第三师顺利过了射阳河，转移到了阜东地区。    

      5、黄克诚：坚决突围避免牺牲

    在2014年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抗日烈士名录中，就有“刘老庄连”。

    “刘老庄连”的烈士们就牺牲在1943年的反“扫荡”作战中。王扶之见证了黄克诚既为这支部队骄傲，又心情很沉重的情形。

    战后，“当地人民为这种伟大牺牲所感召，建立82人墓，焚香祷告者不断”。黄克诚在烈士墓上题词：“英勇战斗，壮烈牺牲，军人模范，民族光荣。”在《1943年盐阜区反“扫荡”的总结》中，他写道：“刘老庄战斗打得最坚决与最壮烈，十九团四连在敌军千余围攻之下，从清晨到黄昏激战整日，指战员82人全部阵亡，阵亡之前将全部武器破坏，无一人投降。”这种“为国尽忠，为民族尽孝的精神可歌可泣”。

    接着，黄克诚指出此次反“扫荡”作战的一般教训，其中有两条是针对刘老庄战斗讲的：一条是“每一部队都需有自己的便衣队担任警戒和侦察，到达一地即派出向周围村落活动，求得及时了解敌人行动而能主动应付，避免遭受敌人袭击”。另一条是，“部队在反‘扫荡’时发现敌人大兵力包围即须迅速突围。不能集中突围，即分散逃走到指定地点集合，以避免全部牺牲。无论怎样困难是可以跑脱的。此次十九团四连的全部阵亡是未坚决突围的缘故。”

    6、日军战报：一个历史的笑柄

    王扶之也见证了黄克诚乐呵时刻，那是反“扫荡”结束后。

    本来，日军的这次“扫荡”以失败告终，可日军大本营偏偏在广播上宣布“辉煌”战果，说是歼灭新四军35000人，缴获大炮50余门，机枪步枪多少多少。黄克诚听到广播后，不由得想笑。为何？盐阜区部队加上伙夫、马夫，全部也没有35000人，大炮更没有一门，迫击炮确有几门，因为炮弹缺乏，早已“睡大觉”了。

    那么日军收获了什么呢？“真正收获是在阜宁、东坎、甸湖、顺河集等处立下了约20多个据点，杀了几百个老百姓，烧了成千间房子，抢了很多耕牛、猪、鸡，强奸成千的妇女。此外，还有什么呢？再有就是种下了根深蒂固的民族仇恨。”

    而新四军呢？拔除了敌伪新旧据点（陈集、八滩、北蔡桥、东沟、高作、钦工等）10余个，杀伤和俘虏敌伪军总共约1500余人，缴获步马枪、机枪、手枪约700余支，及其他军用品。基本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计划，保存了主力，保存了地区，使敌歼灭我主力控制粮食库计划成为泡影……“扫荡”的结果，盐阜区严重的“三角斗争”变成“二角斗争”，因为国民党部队韩德勤、霍守义两部放弃阵地逃走了，变成了新四军与日伪的较劲。

    黄克诚就这样坐在“自行车司令部”上，一坐就是三年。在这几年里，黄克诚和战友们创建了拥有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800多万人口的苏北解放区，他所率领的新四军三师也由刚组建时的2万发展到7万余人。

〔出处〕 湖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