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月19日，一列火车喘着粗气徐徐开进长沙城，这是长沙城迎来的第一列火车，观者万众攒动，无不欢欣鼓舞。
　　对今人来说，修筑一段铁路并非难事。而在100多年前的清朝末年，为了一桩修铁路的事，耗费慈禧太后和两任皇上多少脑力，更是搅动当世无数风云。撰文/本报记者张祥
　　粤汉铁路修了2年还没出广州
　　湖南绅商要求“换人自己修”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清朝，运力比船大、速度比马快的火车，对于一个南北跨度如此之大国家有多重要，以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派深有体会，连身居皇宫里慈禧老太太也了然于胸，毕竟那些年里列强们已经多次给她“上过课”了。
　　于是，修筑铁路是晚清政府“求治”的重要举措之一。1895年湘鄂粤三省的绅商联合请求清政府修筑从广州途经湖南到达武汉的粤汉铁路，修成后就与京广铁路相连接。
　　此请很快得到清政府批准。朝廷为此还设立了以盛宣怀为督办、荣禄和张之洞为会办的铁路总公司，筹办铁路事宜。此后，又设立矿务铁路总局，毕竟开矿是筑路的前提。
　　可钱从哪儿来?
　　盛宣怀就向张之洞和三省巡抚以及当地绅商要主意，一帮人都主张采用招股和借款相结合的办法筹钱，可盛宣怀认为“路工的款，必须洋资”，执意向美商借款，清政府批准了盛宣怀的建议。于是和美国合兴公司签合同，借了他们四千万美金，年息五厘。
　　只不过他们没料到美商不靠谱，导致粤汉铁路掉进一个大陷阱。
　　1900年到1902年，合兴公司花两年时间修了几十里铁路，公司老板突然死了，工程骤停。清政府赶紧和美商签订一个《续约》，要求美国人5年之内修好铁路，还要求不得将修路合同转给其他国家。
　　工程虽然停了，但合兴公司还是按照此前约定，每年从借款中“每百抽五”，加之各种无法说清的耗费，不到合同约定二十分之一的路，花了借款二十分之三的钱。
　　美国人不仅没有继续修路，反而偷偷摸摸把三分之二的底股卖给比利时的万国东方公司。
　　修好的铁路连广州城都没出，更不用说进入湖南了。得知美商偷转股权，清政府大为不满，更让此前就不主张专向洋人借款的三省绅商很恼火。湖南绅商最先提出废除合同，他们向张之洞递呈要求废约，随后“废约自办”成为三省的共同呼声。
　　本已对美商不满的清政府乐得趁此台阶，很快下旨“领筹开办”，1903年，清政府与美国合兴公司签订赎路合同，把粤汉铁路收归自办，为了赎路，清政府赔偿合兴公司675万美金——对方违约，我方赔款，这合同也算是奇葩。
　　收归自办，清廷拿不出赎路款，三省绅商只好努力筹款，但所筹之款只是杯水车薪。张之洞和绅商们商量，找香港英国政府借款。
　　三省一共向英商借款110万英镑，利息四厘半，本金十年还清，借款抵押物则是三省烟土之税捐。
　　这才算是了了和美商的麻烦事。
　　湖南1370多里铁路怎么修?
　　官与商争了几年
　　经此一事，三省绅商们觉得借款修路给了列强趁机侵犯中国的机会，引入外资隐患太多。加之清王朝这艘破船正处在辛亥革命大风暴的前夜，绅商们对朝廷毫无信任可言。国内修建铁路由官办转为商办的呼声越来越高，清廷不得不下旨承认“借款修路流弊滋多，应由三省集股兴修以保利权”。
　　张之洞为粤汉铁路修建定了三条原则：路款由三省筹集，不借洋款;三省各筹各款各修各路;实行官督商办。
　　粤汉铁路全长2400多里，在湖南境内的干路有1370多里，工程量比湖北和广东都多。湖南绅商们原本以为粤汉铁路湖南境内路线能顺利开工，熟料此事又陷入商办与官督商办的激烈竞争中。
　　官督商办是张之洞最先提出，他在湖南支持旧派湘绅张祖同和席湘汇成立湖南铁路总公司，继而湘绅王先谦又创办粤汉铁路筹款购地公司，发行铁路特别股票和公债，并开铜矿、铸铜圆。
　　而有利益的事情总易落入俗套：绅商们各怀私利意见不合，官吏层层盘剥中饱私囊，所以筹款公司受挫、铁路总公司亏损，徒耗经费几乎成效，更不用说修筑铁路了。
　　就在此时，当时在湖南名声赫赫的商人、湖南商务总会协理陈文玮和坐办周声洋联络学界发起商办，召开集股大会，集股资160多万银元，公然反对官督商办，主张粤汉铁路湘境路线归商筹办，公举总理。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只好再次声明“粤汉铁路商民筹款兴筑，官为维持保护，办法甚为妥善”，明确要求“仍为官商督办”。
　　张之洞也赶紧站出来，说“陈文玮、周声洋并无实在巨资，不能以发起人的身份主持一省大事”，呈递给清廷的折子，洋洋洒洒数千言阐述官督商办的重要性。
　　但在反对官商督办的湘商面前，清廷的旨意只能是“没有意义”，陈文玮他们继续忙着公开集股。
　　到1904年，赎回路权已有1年了，湖南境内的铁路修筑事宜还在商办或官商督办上纠缠不休，张之洞很发愁，“徒费利息，贻笑外人”。实际上陈文玮的事儿也办得不顺利，他们并不隶属于官办的铁路总公司，没有政治资源，连集股的合法性都不存在。
　　1905年，张之洞倡议的官督商办湖南粤汉铁路总公司成立，袁树勋为主持总理，定了章程，出了招股办法，而由于绅商一盘散沙，官商意见不合，筹款筑路的事还是没有实质进展。
　　光绪皇帝直到驾崩，也没等来铁路顺利开通的消息。却耗费了数千万银元。钱去了哪儿?不言而喻。
　　直到宣统元年(1909年)七月十一日，湖南粤汉铁路公司总理余肇康才组织株洲到长沙的铁路线开工，1911年修竣通车。
　　为何突然有钱筑路了?这事还得另起话头。
　　火车第一次进长沙城
　　“观者万众攒动，无不欢欣鼓舞”
　　铁路能够顺利开工，并非商办与官督商办争斗的硝烟尘埃落定了。
　　商办还是官商督办还在纠缠时，张之洞一改“绝不举借洋债”的态度，向外国伸手，而且一借就是4国。
　　1906年十一月，因诸事烦扰导致病重的张之洞上奏称“两湖商民财力不厚，断难早日观成，然路长款巨，又不能不议借外款”。清廷默许。
　　于是张之洞约了英国银行集团的代表商议，英国要求十分苛刻，久商不决，张之洞转头去找自己打交道比较多的德国人谈。正谈得有点起色，被英国人知道了，遂坚决抗议，张之洞只好答应英国德国各借一半。
　　偏偏法国人也眼红这笔生意，要求利益均沾。1909年，张之洞与英法德三个银行签订草约，借款500万英镑，年息五厘，以两湖百货厘金、盐捐为担保——这与此前向美国合兴公司借款如出一辙。
　　合同刚签完，美国人也来插足，他们亲自写信给摄政王载沣要求加入，于是借款方变成了四国银团。四国银行的借款额为600万英镑，约合当时9000万银元。
　　其实在1908年，清廷筹划举借外债的事就在日本见诸报端，被湖南留日学生发现了，于是成立各种保路拒债团体。同盟会会员焦达峰等都参加了这些团体，他们发文说：“三国借款，湘省计摊三百一十万镑，湖南久经苛政，旧债未清，今有负此巨债，不及二十五年，全省人民必将转死于沟壑。”
　　外资入国，对包括新派绅商在内的各个进步团体来说并不是好事，早在美国合兴公司投资粤汉铁路时，美国人时常进入湖南境内活动，假称修路，实为侵犯，因为他们连一根枕木都没有铺过。
　　保路拒债团体派人回国进行联络活动，发动湖南省内各阶层拒借外债和集股筑路。
　　于是，要求停止借债的呼声不断进入张之洞的耳朵，无不情词激动。办完借款一事，身心俱疲的张之洞就逝世了，不知临终前所想为何?
　　而就在此时，湖南成立了“采集舆论之所”的谘议局，具有“决议本省应兴应革事件”以及“本省权利废存”的职责。这样，商会绅董和铁道股东就有了取得政治地位的机会，而集股筑路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情。于是，谘议局就成了抗拒借款的合法机构。
　　张之洞逝世后，谘议局正式开幕，议长是湖南立宪派绅士谭延闿。谘议局后作出决议，力拒借款，尤为重要的是，明确提出“实行商办”，同时拟定集股办法十项，开辟了广阔且可靠的股款来源。
　　同时，共济会推举谭延闿、龙璋、童光业、陈文玮为“湘路集股会”的会长及办事员等。表面上集股会隶属于铁路总公司，实际上已将权柄从旧派官绅手中转移过来。
　　集股会通过杂志、报刊等多种形式鼓吹集股筑路的利益，且股权可以为群众认购。不少普通老百姓基于爱国热情，节衣缩食投资铁路，甚至“农夫、焦煤夫、泥木匠作、红白喜事扛行、洋货担、铣刀磨剪、果粟摊担、舆马帮佣亦莫不争先入股以为荣”。省会级各厅州县解到公司和集股会的股款，多为铜圆、制钱或洋火票，证明这些股款积少成多，主要还是从下层劳动人民身上掏出来的。
　　1911年1月19日，粤汉铁路湖南境内干线铺好130多里的铁轨，当火车第一次进入长沙城，试车驰到新建成的浏城桥车站时，“观者万众攒动，无不欢欣鼓舞”。
　　“把头”赌博亏空公款
　　200多名工人亡于南门外纵火
　　修筑铁路，远非筹集足够资金就能办成的事。
　　在粤汉铁路湖南境内干线修筑期间，湖南动用了超过万名筑路工人。当时，筑路工程虽由铁路总公司承揽，但实际上被层层转包，筑路工人上面是众多的“把头”，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包工头，把头往往巧立名目克扣工钱。他们发给散工的工钱，根据公司规定的数据打个折扣，少则十去二三，多则十去四五。工人们就是在这层层盘剥之下辛苦工作。
　　曾发生过一起令人揪心的惨案。1910年11月24日深夜，长沙南门外的殷家冲侧铁路石工和字分棚，由于把头赌博亏空公款，一气之下放火自焚，将工棚引燃，大火熊熊。
　　铁工和石工从睡梦中惊醒，赶紧救火，抢救物资设备。孰料堆放的筑路火药受热爆炸，200多名工人被炸死。
　　在第一列火车进入长沙城的同时，当年主张向美国借款的盛宣怀提议用外资开发实业的名义公开举借外债，并建议将以前各省铁路公司集股商办铁路干线一律收归国有。
　　但在腐败的清廷操办下，这事最后的结果却是：湖南民众辛苦铸就的一段铁路，连同尚未筑成铁路在内的各种权利，均被清廷以借款方式，公开断送给英美德法四国。
　　湖南成为全国最先开始反对铁路收归国有、转卖外国的地方，继而引发几年后全国范围内的保路运动。
　　而另一方面一大批立宪派绅士，也由此找到了投机革命的决心。

〔出处〕 红网—潇湘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