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地方文献源远流长，它主要经历了萌芽、创始、调整、完善、发展几个历史时期，每个时期都有不同内容和特点。这对探索地方文献发展规律，对开展地方文献工作与研究，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 

作为信息资源组成部分的地方文献，它对区域经济与文化建设具有较大作用，受到人们的重视。然而，我国地方文献的产生与发展，也和其他事物一样。有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多元，由雏形到完善的发展历程。它反映了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值得我们思考与探索。 

l 地方文献的萌芽与产生 

地方文献的产生，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我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保存了极为丰富的文化典籍。文献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与总结，只有出现了文字，才能产生大量文献，现在公认我国最早的文字是殷商甲骨文，甲骨文也就是商代史官所使用和保管的文献。至于《论语》说夏代已有文献，因无实物可证，尚待考究。但《论语》有“文献不足，故也”句，首先提出了“文献”词语。因此，地方文献的产生：我们可以从《周官》（周礼）去考证。该书主要记载西周各种政治制度，并极为纤悉具体。内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历史上许多名家对此书作过注解，如明人黄佐说：“保章之辨封域，春官统之；职方之图民物，夏官统之；司民之登版，秋官统之；匠人之援田，冬官统之。”[1] 这些不同职能的官吏，分别掌管“方、策、版、简”。如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其中“系”与“世”，它们是二回事，“系”指姓氏学，“世”指谱牒学，二者在中国历史发展都有极丰富的资料，并成为专门之学。据现代著名汉学家饶宗颐先生考证，中国之谱牒，远在三代已相当成熟。又如外史“掌四方之志”，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认为即诸候国之志书，如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之类，是一国之史志。当时老聃为“周守藏室之吏”以及子夏等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家书”等，都属文献，而且从某一意义上说，乃具有地方文献的属性。所以，地方文献在周代已经存在。台湾学者鲁荡平、石钟先生等，都持此看法，如石先生认为：“地方文献，在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上，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周礼春官宗伯：‘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可见，我国最古保存历史文献的人，多为典守官府图籍之官，而此种图籍，即为各地方各时代之各种文献。”[2]鲁先生也认为地方文献“肇始于东周列国之季世”。[3]这些古代以地方史、地方志、谱牒、姓氏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文献，由于时代久远而失传，但甲骨文记之确凿，仍可作为我们考察研究地方文献之滥觞。 

2 地方文献的创始时期 

这个时期地方文献内容比较简单、载体形式多为简帛，以官方文献为主。秦汉时，我国版图统一，经济得到一定的繁荣发展。汉武帝曾下令要求各地方官员把记载当地物产、贡赋和交通等资料随同“计书”上交太史保存。到成帝对，又命官吏整理了各地的风俗，由刘向汇总，将全国各行政区和分野进行了整理。后来兰台令史班固，便利用兰台所藏和刘向等所整理的资料，以郡国县道为纲，分别记述了各地的建置沿革、山川水泽、聚落关塞、户口物产、盐铁工商、风俗文化等内容，写成了《汉书·地理志》．可以说，班固的研究成果，主要来源和依据各地的地方文献。《隋书·经籍志》认为班固对地方文献的整理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于是“郡国之书，由是而作”。因此，梁启超认为，自汉以后，文献日益增多，大致可分为图经、政记、人物传、风土纪、古迹、谱碟、文纪等七种。这些无疑主要是地方文献。 

魏晋南北朝对地方文献工作有所发展，最突出的是地记和谱牒文献盛行。地记最早出现于西汉，至西晋、南北朝盛极一时。它是方志的雏形，内容比较简略，除山川、疆域、古迹、人物、风土等外，神话和传说成份较多。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统计，，地记在三国时仅有十四种，两晋达四十三种、南北朝增至五十种。可惜大部分地记佚亡无可考，其中尚存或后人辑录者，计有晋佚名氏《太康地记》、任日方《地记》、罗晗《湘中记》、盛弘之《荆州记》等。地记形式很多，如专记人物的有《京兆耆旧传》、《陈留耆旧传》、《广州先贤传》等；专记风土的有《临海风土记》、《交州异物志》、《南阳风俗记》等；专记古迹的有《洛阳伽兰记》等；专记道里的有《西京道里记》、《晋地道记》；专记城池的有《国都城记》、《三辅黄图》等；专记文征的有《江左文章记》等。此外，还有综合性的地记，如著名的顾启期《娄地记》、阮籍《宜阳记》、仁显《华阳记》、张渤《吴地记》、陆机《洛阳记》、谢灵运《永嘉记》、刘澄之《鄱阳记》、斐松之《广州记》以及王韶之《始兴记》等。 

族谱是以家庭、家族或宗族的世系为主要内容的文献，它的起源可追溯远古，自从人类确立了“单偶婚”制（即一夫一妻制）后，便形成以母系或父系为中心的氏族或家族人群，而且在氏族、家族所处的社会地位中，婚姻，权力等都与姓氏、辈份有关。随着氏族社会的解体和国家的产生，王位与贵族封爵传子的世袭制的确立，特别是商末周初宗法制度的确立，人们对姓氏、世系的区分，更显严格和重要。战国时期的屈原，曾任楚国三闾大夫，“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记录了从禹至帝履癸（桀）的十四系门帝。先秦除王室盛行修谱外，民间大姓或贵族也修谱，但谱牒能流传至今的，仅为《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和清泮林辑本《世本》，它体现了谱牒的“尊世系、辨昭穆、别贵贱、继世族”的传统功能。汉代族谱，见诸记载的有《扬雄家谱》、《邓氏官谱》和颖川太守卿氏《万姓谱》。魏晋南北朝谱的兴盛，是因为当时盛行“九品中正制”，形成了贵族等级鲜明的门阀士族制度，谱牒便成为门第的依据和身份的佐证，因此，推动了全国望族竞相修谱，形成了众多的谱牒文献。并涌现了毕生从事族谱纂修与谱学研究的学者，其中佼佼者为东晋贾弼及梁王僧孺，世称“贾氏谱学”和“王氏谱学”，成为我国著名的谱学世家。故宋郑樵《通志氏族略》篇说：“自隋唐以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谱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于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秘书有滥，则科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迈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由此可见，当时谱学之盛和谱书之多。魏晋南北朝的谱学对隋唐以后各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数量繁多、继承性强、史料价值高的谱牒文献。我国现已着手编纂（公藏）《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约收录两万多条家谱款目，台湾学者李忠道近年推出《中华氏族姓氏源流族氏大全》，约集九千余姓，充分反映谱牒文献在地方文献的地位和作用。 

3 地方文献的调整时期 

隋唐以降，我国结束了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的局面，出现了政治和经济的昌盛时期。隋大业中，隋炀帝下令“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4]从而产生了《区宇图志》、《洛阳记》、《荆州记》、《诸郡物产土俗记》、《诸州图经集》等地方文献。而“图经”这种方志文献，在隋唐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规定各州郡每三年一次编造图经送职方（后改为五年一送），遇有山河改移等情况，则要随时报告。[5]这就为定期编方志和系统地积累地方文献，确定了制度，并为我国历史上首次出现大规模、有组织的官修志书，奠定了基础。此时图经遍及全国，数量甚多，既有只记一地的，也有综记全国的，其体例和内容比地记都有所发展。如地方性图经，隋代有《陈州图经》、《固安图经》、《隋州图经》等；唐代有《夷陵图经》、《京西京北图经》、《茶陵图经》、《岳州图经》、《邵阳图经》、《湘阴图经》、《润州图经》等，可惜这些志书，早已不复存在，现存最早的图经，只有十九世纪末在敦煌发现的唐代《沙州图经》和《西州图经》，但都被法国人掠去。据罗振玉考证，约编于唐开元天宝年间的《沙州图经》，从残卷内容看，除记载当地行政区划和机构外，对天象、干旱、渠泽、堰堤、驿道、县学、社坛、寺庙、古城、祥瑞、歌谣、古迹等，也有所记述，特别对水利、湖泊、城塞、驿道等方面，可补它书记载的不足。而编于唐乾元年间的《西州图经》，仅残存四十六行字；记述道路、窟寺院塔等，虽文字不多，但资料价值较大，故罗振玉曾赞叹：“此寥寥四十余行，而已有裨考古而此，若得全卷，所得当何如耶？”此外，还有唐赵元一《奉天录》、沈亚之《新城录》和罗隐《广陵妖乱志》等史书、白居易《洛中九老会》、殷王番《丹阳集》等郡邑艺文以及农书、医书等地方文献。同时，隋唐的统治者，已善于利用地方文献治理国家。如《隋书·经籍志》说：“昔者先王之化民也，以五方土地，风气所生、刚柔、轻重、饮食、衣服各有共性，不可迁变，是故疆理天下，物其土宜，知其利害，达其志而通其欲齐其政而修其教。故曰‘广谷大川导制，人居其间异俗’”。可见，古代封建统治者会审时度世，懂得利用地方文献，并通过收藏与研究，总结出经验教训，制订出新的统治政策。 

在宋元四百多年中，有过兴衰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雕版印刷业的兴盛，有力地促进地方文献工作的开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第一、作为地方文献重要类型之一的地方志，到宋代，方志的名称、内容和体例已基本定型，并取代图经。内容篇目已超出地理范畴，涉及历史、社会、经济、人物和科技等学科。并在宋徽宗大观年间，设“九域图志局”，开后世国家设局（机构）修志的先河，宋元编志书三百多种，产生了一批名志，如《咸淳临安志》、《景定建康志》和《吴郡志》等。此外，元代至元年间官修《大元一统志》，开创了全国性总志，并统一了全国志名称，在内容和体例上，为明代、清代“一统志”，打下了基础。第二，地方文献内容扩大，多学科多体裁多形式比较突出。如谱牒，魏晋南北朝已十分盛行，到宋元又有所发展，郑樵撰《通志》，内分本纪、年谱、略、世家、列传、载记共六门．其中《略》载“氏族”、“地理”、“都邑”、等二十类，总结了上古至隋唐典章制度等史迹，产生了欧阳（修）氏族和苏氏（轼）等名谱，对明清谱牒体例产生了深远影响；宋元掌故文献较多，如朱弁《曲洧旧闻》、叶梦得《石林燕语》、何远《春渚纪闻》、徐度《欲扫编》、苏籀《栾城遗言》，庞元英《文昌杂录》等，专记一地或多地掌故典制；地理学中的杂志、专志、山水、游记等方面的地方文献也逐渐增多，如宋吕颐浩《燕魏杂记》、金玉寂《辽东行部志》、程大昌《雍录》、宋敏求《长安志》、曾极《金陵百泳》、李俊甫《莆阳比事》、范致明《岳阳风土记》、方信孺《南海百泳》、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李格非《洛阳名园记》、周必大《吴郡诸山录》、魏岘《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周密《湖山胜概》、陆游《入蜀记》等，这些内容广泛的地方文献，在明清有了很大的发展。农业、医药等科技方面的地方文献，此时亦已出现，如元代陆泳《吴下田家志》、宋代宋子安《东溪试茶录》、杨天惠《彰明附子记》、蔡襄《荔枝谱》、周师厚《洛阳花木记》、范成大《桂海虫鱼志》、元费《蜀锦谱》、《蜀谱》、《宋歙州砚谱》等；宋元郡邑文学文献己大量出现，除个人诗文集外，还有郡邑总集，如郑虎臣《吴都文粹》、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程颢《河南程氏文集》、司马光《洛中耆英社》、朱熹《南岳倡酬集》等。地方艺文集从此成了地方文献的重要部分。第三，开创了地方著述书目和编辑郡邑丛书的先河．宋嘉定年间高似孙撰《剡录》，是记述今浙江嵊县的史志文献，该书首列“县纪年”，按时间先后记述该地大事，成为志书设大事记的先例。同时，书中还收录侨寓著名学者阮裕、王羲之、谢灵运等十四人的著述及阮、王、谢三氏家谱的名目共四十二种，也开创了志书记载本地人著述书目和侨寓名人有关本地艺文的先河，为后世所效法。宋代还出现了郡邑氏族丛书，如宋朱熹辑《河南程氏全书》、黄汝嘉辑《晁氏三先生集》等。 

元代地方文献也有一定的发展，仅以方志为例，元代共编纂了一百九十多种志书，其中地记九种，图经六种，方志一百四十二种，可看出方志已上升到压倒性地位，完成了由图经向方志的全面过渡。同时，元代戏曲在我国文学史享有重要地位，产主了一批著名的戏曲家，他们所编撰的戏曲，有不少取材或源于地方掌故和传说，也具有地方文献的性质。如关汉卿。他是我国元代戏曲剧作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一生撰写了大量的杂剧和散曲，其代表作《窦娥冤》，就是描写东海一个弱小无靠的寡妇窦娥，在贪官姚杌的迫害下，被为“药死公公”而斩首示众。作者以“人命关天地”的高度社会责任感，提出了封建社会里“官吏每（们）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这个带普遍意义的问题，抨击和控诉了封建制度的罪行。他曾去过当时南方戏曲演出的中心杭州，写有《杭州景》套曲，到扬州写曲赠珠帘秀，有“十里扬州风物妍，出落着神仙”句。此外，元代作家尚仲毅撰写的《洞庭湖柳毅传书》、王实甫《西厢记》、扬显之《秋夜潇湘雨》、马致远《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等，这些都属地方文献。 

4 地方文献的完善时期 

明清两朝及民国，为地方文献完善的重要时期，而且能保存下来的地方文献也较过去为多。它具有鲜明的特点：（一）为方志与族谱纂修鼎盛时期。据《明太祖洪武实录》记载，朱元璋建立政权不久，就命儒臣魏俊明等“类编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始未。”后来明永乐、景泰、天顺以及清顺治、康熙、乾隆等年代，皇帝都用行政手段，规定全国各地都要普遍修志，形成了全国（一统志）、省、府、州、县以及乡镇方志系统，而且许多名人学者都参与修志，如康海、黄佐、顾炎武、黄宗羲、段玉裁、章学诚、孙星衍等，产生了一批名志。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明清两朝，计修志六千多种，约占历朝八千多种的百分之八十五左右。可见其规模之大，发展之平衡。明清时期纂修族谱也十分普遍，不仅大姓望族修谱，而且小姓新迁族也修谱，主要目的是追逐思根源，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据笔者对广东籍姓氏族谱的调查，现在国内外公藏达近二百个姓氏二千余种谱牒，其中明清所修族谱约占百分之七十。（二）编辑地方文献丛书。即郡邑丛书。明清继古代风气，出现了大量以地区为范围，专记一地历代文献或专收一地一族先人著述的丛书，如明天启三年（1623）海盐知县樊维城所辑海盐历代文献的《盐邑志林》，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一县丛书。此外，还有王灏《畿辅丛书》、吴兰修《岭南丛书》、陶福履《豫章丛书》、赵尚辅《湖北丛书》（以上为一省丛书）、盛宣怀《常州先哲遗书》、丁丙《武林掌故丛编》、陆心源《湖州丛书》（以上为一府一州丛书）、鲁光《浦山丛书》、孙福清《木隽李遗书》、祝昌泰《萧城遗书》、羊复礼《海昌丛载》（以上一县丛书）以及方昌翰《桐城方氏七代遗书》、水嘉谷《四明水氏留硕稿》、戴辰《丹徒戴氏丛刻》、曹曾矩《洛阳曹氏丛书》（以上为氏族丛书）等等。地方丛书的编印为地方文献的收集、保存打下了良好基础。（三）出现了一批地方文献的研究者，如广东香山黄佐，他以明正德进士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时人称他为“泰泉先生”，一生著述宏富，多为乡邦文献，如《广东通志》、《广州府志》、《罗浮山志》、《泰泉乡礼》和《黄氏家乘》等近四十种，这在粤人中是少有的，故著名学者冼玉清教授首称黄佐为“广东文献学者”。明代遗民屈大均，一生坎坷，乃孜孜不倦从事著述，他实地考察和收集史料，撰写了内容丰富、史料翔实、价值很高的《广东新语》，并以极大激情，编辑了《广东文集》、《广东文选》等桑梓文献；同时，他对广东文献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一定深度（将另文评述），类似黄佐、屈大均的情况，各省各地均有。 

民国时期，除继续纂修方志，族谱等主要地方文献类型外，编印地方丛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如果说，封建社会编印郡邑丛书主要以个人承担外，那么，民国时期则逐渐转为机关团体为主。如广东丛书编印委员会的《广东丛书》，国立东北大学文科研究所辑印《东北文献丛书》，山西文献委员会的《山右丛书初编》，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编纂委员会的《吴中文献丛书》、绍兴公报社的《越中文献辑存书》、宜黄县文献委员会的《宜黄丛书》、海南书局的《海南丛书》等，这些都是以机关、团体所辑印的丛书。在湖北，以石荣璋、刘契园等人组织的“楚学精庐”，专门搜集、整理地方文献。鲁迅先生曾编辑过《旧绍兴八县乡人著作目录》，著录乡邦文献八十多种。为研究浙江地方文献提供了重要资料，他还情有独钟地整理了唐刘恂撰《岭表录异》，作了校勘和补遗，1983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以“广东地方文献丛书”出版。 

5 地方文献的发展时期 

新中国的成立，使我国地方文献工作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地方文献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党和政府对地方文献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和高度重视。1956年，周总理视察云南省图书馆，并在云南召集的两次座谈会上，对图书馆和地方文献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他指出：“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十二年科学规划，图书馆要及时准备充足的粮草，为科研提供资料。”他还特别提出：“图书馆应将本地区的地方志尽可能收集完全，对其他有关地区历史、地理的文献，也要予以足够的重视，要积极地利用地方文献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58年8月9日，周总理在北戴河接见北京大学教授邓衍林时提出：“图书馆为科学研究服务，除编印全国性的总书目外，还要根据科学家的需要。进一步把历史文献中的科学技术等重要资料，用最新最科学方法，有系统地迅速地整理出来，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我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大国，各县都编有县志，县志中就保存了不少关于各地经济建设的有用资料，可是查起来，就非常困难。所以我们除编印全国所藏方志目录外，还要系统地整理县志中及其他书籍中有关科学技术资料，做到‘古为今用’”。周总理上述指示，为我国地方文献工作指明了方向。 

建国后的十六年（1949-1965），我国地方文献工作基本处于健康发展时期。如地方文献普遍受到重视，成为省市图书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十分注意地方文献特别是地方革命文献的收集；充分发挥馆藏地方文献的作用，为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服务。但这段时期也出现了一些起伏和失误，例如，由于“大跃进”的影响，地方文献工作不可避免地同其他各项工作一样，存着片面追求高指标的现象；在五十年代末期的所谓对资产阶级学术批判中，对杜定友先生《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使用》讲稿的观点提出了“意见”，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有的图书馆，对热心为图书馆收集谱牒的同志，认为是搞封、资、修，也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使地方文献工作一度出现混乱。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1966-1976 ）地方文献工作更是受到干扰和破坏。而所有这些缺点和错误，都不是地方文献工作的主流。因为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我国地方文献工作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主要表现在： 

（1） 地方文献工作重新受到重视。1982年文化部颁布了《关于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对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利用作了明确的规定，为地方文献工作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而各省、市、县行政领导部门，也相应发了文件和通知，如广东省人民政府、广州市人民政府、湖北省随州市人民政府、荆门市人民政府等就颁发了关于做好地方文献资料征集工作的通知，规定了征集的范围、对象和方式，进一步巩固了呈缴本制度。所有这些，有力地推动了地方文献工作的开展。各地图书馆也采取某种措施：抢救了一些失散的资料，整顿内务，清理馆藏，缩微重要地方文献，制订和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许多图书馆还建立了地方文献专藏和地方文献部门，负责地方文献工作，使地方文献从组织和制度上得到了保障。 

（2）地方志编写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开展，对地方文献工作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地方文献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盛世修志”是我国文化传统。全国各地普遍修志，要求图书馆提供全面的系统的地方文献资料。以甘肃省图书馆为例，1984年使用西北地方文献的读者达7188人次，资料流通达51572册次。 1990年北京图书馆筹建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其主要任务是：（一）继续征集方志、家谱及其书刊；（二）开辟专门阅览室，提供阅览和咨询服务；（三）编制书目索引资料汇编等；（四）开展与国内外有关机构的协作与交流。又如广东中山图书馆所藏十八万册地方文献中，仅旧版广东地方志就有四百余种，现已征集广东新编方志和专业志千余种，大大丰富了馆藏，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专藏。 

（3）地方文献工作逐步的向现代化迈进。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对地方文献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促进了地方文献工作向现代化的发展。长期停留在手工操作的整理、查阅和收藏保护，将逐步为计算机等所代替。例如，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在原有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上，在全国率先通过电脑建立了地方文献数据库，并使之纳入广东省科技信息管理系统，成为广东地方文献的检索中心，在为广东的四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广东地方文献数据库子系统，在文化部1985．1986年度科技成果评奖会上，获得全国图书馆科技成果二等奖。 

（4）地方文献工作深入社会各有关部门。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是理所当然的，但这仅是一个方面。社会的机关团体，如档案馆、博物馆、通志馆（或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出版社等，也纷纷开展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汇编和出版工作，使地方文献工作得到全方位的发展。各地档案所、博物馆、通志馆所保存的，基本是当地的地方文献或实物（文物）。如广东省档案馆编印《广东档案史料丛刊》，出版了《粤海关档案研究》、《陈济棠研究史料》等资料，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印了《广东历史之最》、《广州高第街许氏家谱》等资料；隶属于广东高教厅的岭南丛书编委会，近年来整理编印了《粤中见闻》、《六莹堂集》等书；广东人民出版编印了《岭表录异》、《楚庭稗珠录》等广东地方文献丛书；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了《广州百年大事记》、《广州的洋行与租界》等广州文史资料专辑。其他省也有类似情况，如编印地方丛书一项，黄山书社、齐鲁书社、岳麓书社、巴蜀书社等，分别编辑出版了《桐城派文选》、《齐鲁英杰》、《山左名贤遗书》、《王献唐遗书》、《八闽文献丛刊》、《福建历史人物传记丛书》等等。 回顾建国四十多年来我国地方文献工作，虽有起有落、波浪式前进，但成绩是主要的。 1949至1965年，是我国地方文献工作新的奠基阶段，而1976年以后，则是恢复发展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地方文献工作。基本上是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地方文献工作得到普遍重视，密切配合各个时期经济、政治、科学文化各领域的需要，发挥地方文献信息资源作用，积极地为社会服务。 

6 结束语 

综观我国地方文献工作，如与国外地方文献工作比较，它具有如下特点：(1)历史悠久，积累性、继承性较强；(2)发展较快，重点突出，以图书馆为中心，带动其他部门同步发展；(3)上级行政机构，为此发布文件和制订条例，保证地方文献工作顺利开展；(4)地方文献的作用、地位，越来越明显， 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有的还成立了专门机构；(5)文献的开发利用和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取得了进展和成绩，也是今后发展的方向；(6)地方文献的研究，正逐步开展起来，并有了新的突破。我们深信，我国地方文献工作，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在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促动下，再攀新高峰，为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注 

①见（嘉靖）《香山县志·序》 

②③见《中国地方文献社团荟要》台湾中国地方文献学会编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85年 

④见《隋书·经籍志》 

⑤见《唐会要》 

③见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序》 

〔出处〕 高校文献信息学刊 19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