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生矣，于彼朝阳

    北京旧城有一条长达16里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如同一根野心勃勃的竹棒，把正阳门、天安门、午门、神武门、地安门等皇城内的主要建筑串成一根宫廷御制糖葫芦。信风水的人把它看作北京的龙脉。在这条龙脉的两侧，对称排列着天坛、先农坛、太庙和社稷坛。“紫禁后护”钟鼓楼东边豆腐池胡同9号（今15号），就是杨昌济故居。96年前的1月17日，杨昌济先生在这里去世，年仅49岁。

    豆腐池胡同，原名豆腐陈胡同，相传，有位姓陈的师傅在这里开了一间有名的豆腐作坊，胡同因此而得名。这条胡同西接钟鼓楼，东邻那彦图的亲王府，身后是绵延700多年的繁华与动荡。这里不仅有米市、面市，还形成了缎子市、皮毛市、铁市等街市，甚至一度出现过买卖人口的人市。

    1918年6月，杨昌济应北京大学蔡元培的校长聘请，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杨昌济到北京后就住进了胡同9号。这是一座坐北朝南不太规则的两进院落，如意大门的上方，挂着“板仓杨寓”的匾额，一块小小的木牌把长沙板仓冲与北京豆腐池胡同铆在了一起。

    前院有侧房三间，北房三间，东厢房三间，杨昌济就住在前院的北房。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住进了东厢房。后院有后罩房四间，住着杨昌济家的亲属和佣人。当时宅院里，栽种着枣树、柿子等北京常见的果树。“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院中高高的梧桐，为主人静默地守候一只飞栖的凤凰。

    “欲栽大木柱长天”

    杨昌济，名怀中，字华生，1871年出生在湖南长沙县板仓冲一个耕读人家。1898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1903年考取官费留日资格，东渡日本攻读教育。1909年，由日本赴英国攻读哲学、伦理学，后到德国考察教育。1913年，杨昌济结束长达九年的留学生涯，学成回国，先后在湖南第四、第一师范教授哲学、伦理学。他先后翻译和编辑了《西洋伦理学史》、《论语类抄》、《教育学讲义》等书，并著有《达化斋日记》、《杨昌济文集》。

    历史信手涂抹的几笔重彩，没有被时间看在眼里。杨昌济故居里的廊柱、窗扇的颜色褪得越来越淡，还原为原木本色。房屋已老，构架仍在，杨昌济的思想、操守都已浸润、依附在了老宅的构件之中。

    杨昌济生逢乱世，穷其一生，探寻救国之路。早在岳麓书院读书时，他不顾书院山长的阻挠，毅然加入谭嗣同创办的南学会，积极宣传变法维新思想，为新学、新政奔走呼喊。戊戌变法失败后，杨昌济避居家乡，研究经世之学，为明心志，写下“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的联句。

    在日本留学时，杨昌济身处异邦，不忘祖国，改名怀中，积极参加“拒俄运动”。

    回国后，杨昌济设法营救被袁世凯迫害的杨德麟；规劝杨度不要逆潮流为袁世凯恢复帝制鼓吹；还为《新青年》撰写论文、推荐文章，支持新文化运动，为创建湖南大学奔走呼号。

    到北京后，杨昌济积极为赴法勤工俭学筹措经费，号召湖南有志青年出国学习救国之术。他写信给蔡和森、毛泽东，商讨如何让湖南学子到西方勤工俭学拯救中国。

    1918年8月19日，为新民学会成员出国留学的事宜，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住进了豆腐池胡同杨昌济家中靠近大门的一间屋子里。初到北京，毛泽东尝到了在小池塘中为“大鱼”，而放入江海作“小鱼”的痛苦：没有工作，身无分文。

    杨昌济注重发现、爱护和培养人才，对教育主张知行统一，注重实践，提出“立志、理想、爱国、殉国、勤勉、存诚、立功、勇敢、坚忍、贵我通今”等10个方面内容。珍惜人才的杨昌济，为毛泽东在北京大学介绍了一份图书助理员的工作。不过，在北京大学的红楼里，毛泽东的心境并没有因为这份工作变得亮堂起来。在这里，毛泽东不再是三湘才子，而只是一个整理书刊、登记阅览者姓名的小职员，他曾试图与前来图书馆阅览的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聊聊，可那些人根本不理他。在北京，能够坐下来听毛泽东说话，而且能听懂他一脑子卓思悬想的，恐怕只有杨昌济一个人了。“板仓杨寓”不仅是毛泽东的栖身之所，更是他精神上的栖息之地。在毛泽东一生中，除了马克思之外，对他影响最大的导师就是杨昌济了。

    “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重二子”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杨昌济的哲学理念、道德思想，就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也深为杨昌济所欣赏，他的一篇名为《心之力》的作文，满分100，而杨昌济给了毛泽东105分。杨昌济长年坚持洗冷水浴，受杨昌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影响，毛泽东读书时在风雨大作的夜晚露宿于岳麓山，到湘江击水，并一生坚持到江海中游泳，以此磨炼意志。

    杨昌济认为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反对全盘西化：在杨昌济看来，中国当时的国情好比一个得了怪病的人，没有病例可供参考，也没有任何现成的药物可以药到病除，研究和学习西方思想，是把此作为医治病入膏肓的中国的一味药，要想治愈则要靠国人遍尝百草的胆量和韧性。

    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毛泽东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他决定留在国内，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寻找救国的药石。毛泽东在当时对孔孟文化的一片喊打声中，一个猛子扎进了传统文化的深海中，遍游北京的名胜古迹，登临泰山、拜谒孔墓、游历孟子故里，在被时代砸烂了灯盏、一片漆黑的历史长夜中，窸窣的翻找、查阅，向历史与河山问路。

    为了工作便利，毛泽东搬出杨宅，与蔡和森、罗章龙等八人一起，在距北大红楼不远处吉安所左巷8号院租了一间房子。吉安所左巷是一条狭窄的胡同，明清时期，宫中冤死的太监、宫女的灵柩大多停放在这里。为了镇邪、驱赶晦气，人们就给小巷起了个“吉安”的吉利名字。毛泽东租住在院内正房西侧的十多平方米的小屋子，晚上，八个小伙子挤在一个土炕上，几个人同盖一床棉被，每逢翻身，都要先与两边的人打招呼。毛泽东为留法学生筹措经费、为开设留法预备班而四处奔走。但每逢星期天，他和邓中夏等人都会去豆腐池胡同，与杨昌济分析时事、探讨国内外大事，李大钊有时也来参加。杨开慧经常在一边旁听，渐渐地，毛泽东与杨开慧产生了恋情。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在北京豆腐池胡同家中病逝，后归葬于长沙县板仓冲。临终前，杨昌济写信给留日时的好友章士钊，向其推荐毛泽东与蔡和森：“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重二子。”

    杨昌济没有看错毛、蔡，毛、蔡也没有辜负杨昌济。蔡和森成为建党初期的领袖，毛泽东则成为改天换地的伟大人物。

〔出处〕 湖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