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所谓“四不读”之说：“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男不读红楼，女不读西厢”。就说一部《三国演义》，人们明知这是一部小说，但不少人仍从小迷到老，信以为真。其实无论是小说《三国演义》，还是正史《三国志》，在古代文人笔下着力书写的仅只是一部龙争虎斗的英雄史，老百姓的真实日常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在科学考古发达的今天，或许通过地下文物，比如1996年在长沙走马楼平和堂工地挖出来的三国吴简，人们或许还能够看到平民生活的三国长沙。
　　上个星期，一场名为“走马楼三国吴简保护整理项目结项验收会”在长沙简牍博物馆召开。在会场中，记者获悉不少专家们眼中的——
　　壹 诸葛亮殒落五丈原   　长沙正进行人口大普查
　　公元234年八月二十三日，54岁的蜀国丞相诸葛亮突然病逝五丈原军营。
　　消息随秋风迅速传到吴国最高领导人孙权耳边，孙权马上下令增加湖南巴丘(今岳阳)1万兵力，既用以防卫魏国突袭，又用来图谋可能大乱的蜀国。蜀国亦增兵永安(奉节)，防止东吴侵袭。国与国之间形势一时颇为紧张。
　　这个时期吴国境内的长沙反倒平静而热闹。当时正是八月底，来自四乡八野、长沙辖境内的百姓扶老携幼，还有人用土车推载老人，前往长沙城中，聚集县府廷中，接受主吏验核。
　　长沙简牍博物馆杨芬根据走马楼孙吴简牍研究得出结论说，其实，在三国孙吴统治长沙期间，每年八月下旬，长沙城都会进行一次“核验户口以算民”的“人口大普查”，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项制度。中国历代都较重视户口管理，控制户口即可控制人民、征收赋税、兴发力役、组织军旅等。三国战乱，民多脱籍，孙吴政府极其重视户口管理，每年八月即进行一次“人口大普查”。1996年从长沙走马楼井中出土的大批吴简，即以户籍简为主。她指着一枚展示在长沙简牍博物馆的《东乡劝农掾被书条列州吏父兄子弟人名簿》木牍简说，这枚简注明当时人口普查的日子为“嘉禾四年八月廿六日”。
　　根据吴简的研究，当年长沙平民家庭规模较小，一户人家，平均人口为5人，即由一对夫妇三个子女组成。当然，人口最多的一户家庭有20余人。
　　其实，三国长沙，除人有户籍外，“牛”也编制有专门的“官牛簿”。
　　史载，孙权占据江南之初，包括湖南在内的广大农村，特别是边远山区，生产技术十分落后，火耕水耨局面未得到根本改变。为此，孙权至少在吴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即开始亲自下田作表率，“车中八牛以为四耦”，努力在江南推行新式牛耕农作技术。所谓“车中八牛以为四耦”，就是把八头牛分作四组，两牛为一耦(组)拉二犁。
　　也就在诸葛亮不幸病逝的吴嘉禾三年(234年)，长沙官府根据统计编纂了一册官牛簿。
　　据研究者熊曲称，这册于1996年在走马楼出土的完整官牛籍，是孙吴嘉禾三年临湘县官吏向上级上报的一份牛的统计报告。该报告注明了官府拥有的43头牛的毛色、性别、年龄及饲养人员等信息。官牛簿简文较多，如其中三则简牍记道：
　　嘉禾三年七月卅日乳 黄牸犊一头齿六月一日左角长一寸 民王龙养(肆·1392)
　　嘉禾二年五月十日乳黄牸犊牛一头齿二岁八月日左角长二寸一分本蔡可牛可物故 差民谢□养(肆·1412)
　　□收嘉禾三年起六月一日讫九月卅日簿食牛卅头(肆·1431)
　　熊曲称，这个官牛簿能让我们知道，三国时期，长沙地区耕作和乘舆的牛，都经过了阉割。官牛簿不但记有牛的年龄，还详载有牛的出生日期，配备有专门饲养人员等。这个官牛簿还有一个有趣细节：临湘县(今长沙)“左尉”(即负责在长沙抓盗贼的官吏)出警时乘坐的“警车”，居然是一部牛车。可见，牛在三国长沙仍相当宝贵。
　　贰 赤壁之战曹操败于血吸虫，孙权不想让苛捐杂税猛于血吸虫?
　　众所周知，火烧赤壁，曹操大败而归。不少书中记载，曹操败归后，曾自我解嘲说，他不是败于火攻，而是败于血吸虫。其实，三国时期，吴国在与魏国的对峙争夺中，也曾大吃血吸虫的苦头。
　　据长沙简牍博物馆馆员雷长遥告知，在1996年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孙吴简牍中，发现有数量众多的疾病简。其中占走马楼吴简病例90%的“肿足”、“腹心病”“盲目”、“雀足”等病症，应当与长沙地区当时爆发流行的血吸虫疫情有关。血吸病主要分三个阶段，初期症状为瘙痒、畏寒、气胀、腹泻等;第二阶段症状主要为腹泻、肝部肿大;第三阶段症状为贫血、腹水、呕血、肢肿等。且儿童患者常有严重发育障碍;在“发病率及死亡率上，男性又远远高于同龄女性”，这是因为男性是户外劳作的主要从事者，是战争的主要参与者，其接触疫水等染疾的几率远远大于女性。《史记》记载：西汉初,贾谊畏惧“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生怕自己会短命,其实他害怕的主要就是血吸虫病。
　　其实，在三国时期的长沙，和血吸虫病同样可怕的还有孙权政府沉重的捐税。
　　《三国志》提到，吴国民户损耗的原因是：“征役繁数，重以疫疠”。因此从黄武五年(226年)、嘉禾三年(234年)、赤乌元年(238年)孙权屡屡下诏，声称要宽赋息调、勿复督课、勿夺民事、开仓赐贫。
　　在对吴简的研究中，长沙简牍博物馆蒋维关注到的是一批走马楼的“惠民简”。他发现，简文中有一批写有“罚估”与“穷老”、“女户”、“刑肿”等“下品之下”，可以“不任调”或“不任调役”，也就是不需向政府缴纳户调的钱物和服徭役，免除一切苛捐杂税，这是针对特定的老弱病残人群而实施的优惠政策。
　　与此同时，相当多的长沙平民在当时，须承担各类苛捐杂税，据长沙简牍博物馆管震称，当时，在长沙每一农民须缴纳的赋税即达20多种。还要承担繁重的徭役、兵役。这些在走马楼吴简都有反映。
　　赤乌元年(238年)孙权也承认赋税过重并自我辩解说：“自孤兴军五十年，所役赋凡百，皆出于民。天下未定，孽类犹存，士民勤苦，诚所贯知，然劳百姓，事不得已耳”。加之，连年灾疫，不堪承受各类赋役的民众，最后只有逃入山林或起义反抗。直到孙权统治的后期，这种情况才得以稍稍好转。
　　叁 到五溪掳掠、招徕人口　长沙开发荒芜陂塘
　　三国时期的吴国拥有三州之地，地域辽阔，但因江南经济尚未完全开发，加之人烟稀少，劳动力严重不足。研究吴简的专家们也发现，孙吴时期长沙郡存在女多男少的人口性别比例问题，在孙权统治时期，因军役、徭役负担重，女多于男的现象日趋严重，从而对包括湖南在内的江南的人口繁衍以及经济、军事的发展产生严重的抑制作用。
　　从走马楼吴简中，长沙简牍博物馆馆长李鄂权发现，当时东吴政权曾采取在战争中掳获人口补充生产力的记载。如嘉禾三年(234年)，孙吴使步骘平息武陵五溪蛮夷叛乱，“斩首获生，盖以万计”。所谓“获生”就是 掳掠人口，“强者为兵，羸者补户”，也就是说从五溪掳获来的人口，强健者成为步骘率领的部队的精兵，力弱者则可能成为了他封国中的劳动力。
　　在走马楼吴简中，还发现当时曾对长沙废弃荒芜的陂塘进行统计，相信其目的是为了维修陂塘，开辟田亩，发展生产。根据吴简的记载，当时在长沙耕作屯田的农民，可以按照租用官府的耕牛数目，向政府缴纳租粮，从而既开垦了荒地，也增加了生产。
　　除此之外，走马楼吴简中还记载有私学，表明在乱世中吴国长沙，教育亦得到一定发展。另外，吴简中还记载，长沙城区开辟有交易市场，由此长沙在一些记载中已然成为江南地区一个著名的都会。

〔出处〕 星辰在线-长沙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