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会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车马、船舶，因此就产生了陆运方面的驿道和城镇江岸的码头。驿道大抵都是承前朝之所用而用之。古代驿道有一套制度，设有传递公文的驿吏及供驿吏或来往官员途中歇宿、换马的驿站、驿馆。驿使所传递的文书称之为驿书。汉代制度三十里置驿，唐代沿用这一制度，也是三十里设驿站。但这种制度也不很健全，不是所有三十里处就有驿站。所谓“驿有长，四方所连，共有一千六百三十九。地方险阻无水草镇戌之处，于要隙置官马。“这就是说在不能设驿站的地方，只置官马。
　　驿站也常常是送别客人的地方。唐代长沙的驿站见诸资料的只有“长沙驿“。长沙驿在县城，杜甫、柳宗元等都到过这里。韦迢《潭留别杜员外》诗有“江畔长沙驿，相逢缆客船”句。杜甫送刘判官诗有“杜陵老翁秋系船，扶病相识长沙驿”句。柳宗元《长沙驿前南楼感旧》：“海鸥一为别，存亡三十秋；今来数行泪，独上驿南楼。”李群玉《中秋夜南楼寄友人》：“海月出银浪，湖光射高楼。”4位唐代诗人都说长沙驿是在湘江之畔，大约其在今之南湖港附近。唐时，长沙的驿道直通南北。据《元和郡县志》载：由长安南行3130里至江陵府（今湖北江陵县），折东南行570里至岳州府（今岳阳市），又550里至潭州（今长沙市），又460里至衡州（今衡阳市），又370里至郴州。北道一直延伸到广东。到了以后的各个朝代，驿站便多了起来。明时，长沙驿更名为临湘驿，并于长沙县北90里置铜官驿。据《湘城访古录》载：临湘驿，省志云在长沙县前五里，明置。1639的（明崇祯十二年）《长沙府属总图》载有通向四面八方的驿路里程图。计东抵江西袁州宜春370里，东南抵袁州萍乡290里，南抵衡州320里，西南抵宝庆、邵阳370里，西抵辰州沅陵650里，西北抵常德、龙阳（益阳）280里，北抵岳州府巴陵380里，东北抵南昌宜州290里。
　　清代湖南境内的驿道网路，以长沙为中心，向各方辐射出5条干线。即：通湖北大道：自长沙北达湖北埔圻，中经桥头驿、归义驿、大荆驿、青冈驿、巴陵（今岳阳）驿、云溪驿、长安驿至羊楼司，与湖北驿道相接。通广西大道：自长沙西南达广西全州，中经湘潭南岸驿、衡山临蒸驿、黄茅驿、衡阳驿、排山驿、祁阳驿、零陵驿至枣森铺，与广西驿道相接。通贵州大道：自长沙西达贵州玉屏，中经宁乡、益阳、龙阳（今汉寿）、武陵（今常德）、桃源、郑家驿、界亨驿、马底驿、辰阳驿、山塘驿、怀化驿、罗旧驿、沅州（芷江）、便水驿、晃州驿至鲇鱼铺，与贵州驿道相接。通广东大道：自长沙南达广东乐昌，中经通广西的衡阳，再由衡阳南行经耒阳、马田驿、郴州、宜章，与广东驿道相接。通江西大道：自长沙东南达江西萍乡，中经南山站、双牌驿、醴陵出插岭关，与江西驿道相接。
　　长沙除拥有通达上述5省的驿道干线外，还有以原长沙、善化两县通邻县的道路计6条：一为长沙至浏阳；二为长沙至湘阴；三为长沙至平江；四为善化至醴陵湘潭交界处；五为善化至宁乡；六为善化至湘潭。
　　长沙县临湘驿为省城北线驿道始发站，驿道自湘春门起，经桥头驿、湘阴县笙竹驿、巴陵县青冈驿接转去巴陵、临湘、华容等县。善化县蕲江驿为省城西线和南线始发站，驿道自蕲江西行经宁乡、龙阳县（今汉寿县）河池驿至武陵（今常德）府河驿接转至澧州（澧县）、大庸等县。又南行经南岸驿、黄茅驿、临蒸驿接转至衡州、郴州等县。临湘、蕲江二驿均各备快马35匹及排夫55名，巡检1名。遇紧急公务，限定日驰400-800里。清代晚期为适应驿路发展和精简机构的需要，实行裁驿增铺，铺递（用铺夫走送）较前更普遍，每县设总铺，县与县、铺与铺间有铺递相通。清光绪（1875－1908）年间，长沙、善化、浏阳、宁乡四县共有总铺4、铺63，总铺常备铺夫11－17名。铺备铺夫5－11名。
　　湘江是湖南的主要河流，为湖南四水之首，长沙城建于湘江下游的江畔。湘江下游江面宽阔，水流量充沛，水运极为便利。长沙境内还有浏水、涝水、靳江、沩水等支流注入湘江，然后汇入洞庭，再入长江，构成了十分密集的水上交通网络。唐时长沙的水运内航可达湘、资、沅、澧四水所流经的各县城集镇，外航可过洞庭，入长江，直达鄂、赣、苏、浙、皖、沪各省、市大小港埠，南极粤桂，北达中原，建下了“湘州大舟扁，乘风破鼓浪，波似箭，鸣催橹，转输半天下”的辉煌业迹。这里可以从以下的一件事实来证明，长沙水运在唐代交通运输中所发挥的中枢作用。
　　唐代长沙铜官窑是一座没有历史文献记载的民间瓷窑，根据考古发掘的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上的纪年铭文得知，铜官窑的烧瓷历史始于初唐，终于五代，其盛兴于中晚唐时期。
　　因为盛唐时期的瓷器、丝绸畅销海外，中国被外国人誉为瓷器王国，英文China-一词本意即为瓷器。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每有五彩缤纷的唐瓷出土，可在史籍中，唐朝仅有“类银”、“类玉”、“类冰”的青白瓷的记载，那色彩斑斓的釉下彩瓷产于何地，则一直是个谜。1957年－1959年，湖南省的考古工作者在对铜官窑址进行了多次科学考古调查的基础上，确定长沙铜官窑是我国釉下彩瓷的发源地。这个奇迹般发现使长沙铜官窑的釉下彩瓷更加享誉海内外。
　　迄今为止，湖南各地以及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河北、江西、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唐墓或唐代遗址中都出土有铜官窑瓷器。外省出土铜官窑瓷器数量最多的是扬州和宁波。扬州和明州（今宁波）在唐代是国际贸易港口，波斯人、阿拉伯商人来此经商的相当多，那些造型别致、制作精巧、色彩绚丽的铜官窑釉下彩瓷就是通过这些江河湖海走向世界的。在今天的世界各地，如朝鲜、日本、东亚、南亚、西亚诸国乃至埃及等非洲国家，几乎所有唐代外销瓷出土之处，往往都铜官窑瓷器出土。这此标有“天下第一”、“天下有名”的瓷器飘洋过海，对沟通中西文化，繁荣唐代经济，提高“唐人”和“瓷之国”的知名度，无疑有着重大的贡献。这种被作为艺术品和日用器皿商品，之所以能够畅销到世界各地，走向国际市场，长沙水运的主渠道作用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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