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池，系指旧时都邑为保护城市而修筑的城墙及护城河。城池建设是中国历史上各个封建王朝进行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渊源始于奴隶社会时期的商代。根据文献及考古资料的论证，长沙的城池建设始于战国时期。经汉至明代，逐渐扩大、发展与完善。长沙城到宋以后，在建制上出现了一种特殊现象，1098年（宋哲宗元符元年），将长沙县划出5个乡，湘潭划出两个乡置善化县。城中有一两县之界线，由大西门往东经石乐私巷出东长街（今蔡锷路）过大官园，至落星田，至浏阳门以北，小吴门以南。此线之南属善化，北属长沙。一城内两县分治，古城建制中较为少见，而长沙此种情况竟延续了800余年，直到民国建立后的公元1912年才合二为一。
　　长沙古城发展至宋元，城墙的占地大小和形状格局已确定，以后也没有再扩大地盘。《长沙府志.城池》云：“长沙城自汉至元仍旧址，元以前筑以土。明初守御指挥邱广乃垒址以石，寻以上至女墙巅以甓。”由此我们可知元以前长沙城皆为土筑城墙，直至1377年（明洪武五年），长沙守御指挥使邱广，始将年久失修、毁坏不堪的元代土旧城改为砖石建筑，城基全部是整块的条石，八尺以上，即石基以上直达女墙的顶部均用特大青砖砌成，使之上下完固，长沙才始有石砖结构的城墙。修整后的长沙城墙，从基脚到顶部有2丈4尺高，有雉堞4679座，每堞高2尺，周长为2639丈5尺（折合为8798米），广五里，袤十里。城外绕以护城河，除西方为湘江外，其它三方的护城河，深宽各为1丈9尺。这项耗资巨大的城墙大规模修整工程，在长沙历史上是空前的。
　　修缮后的长沙城共设9座城门，其中东有2门，即浏阳门、小吴门；西有4门，即德润门（小西门）、驿步门（大西门）、潮宗门（草潮门）、通货门（后闭）；北有2门，即湘春门（北门）、新开门（后闭）；南仅1门，即正南门（一名碧湘门，后改黄道门）。城门的深广都是一丈九尺。城内有东正街、浏正街、南正街、北正街、西正街等正街通向各城门，各城门都设有门楼，楼上建有更楼六、七座，城门还另建有钟楼、鼓楼各一。城外则有属于长沙县的湘水桥、北关桥、流水桥、清泰桥、乔口镇桥、小吴门桥、湘春桥、司马桥、落棚桥等；属于善化县的王道桥、简家桥、灵官桥、广济桥、西湖桥、内湘桥、沙湖桥、永泰桥、大椿桥、张公桥等四乡相连。这些桥中为明代新建的有清泰桥、司马桥、落棚桥、西湖桥、广济桥、大椿桥、王道桥。据《湘城访古录》载：王道桥在南门外，俗名金鸡桥，为明万历年间知府吴道行建；西湖桥在善化县西，旧为石砌。嘉靖年间易以木，万历年间兵备道李天植复砌以石。
　　长沙北临洞庭，素有“水乡”之称，境内河汊溪流密布，高耸的城墙外面则有宽宽的护城河环绕。古人为了克服“川泽之阻”，或独舍资财，或邀众募捐，或衙署拨资，“大江则造舟乱流以渡，断涧则伐木凿石架阁以通。”自古以来，士民把修桥铺路视为“行善积德”，世代相传，尤以明清境内道路成网，建桥更有所发展。据清同治《长沙府志》载，长沙县有清泰桥、学仕桥、范林桥、万古桥等253座；宁乡有玉潭桥、惠同桥、石灵桥、梅溪桥等472座；浏阳有沿溪桥、拱北桥、，铜坑桥、老女桥、荣波桥等434座；善化有惊马桥、荣湾桥、桐木桥、暮云桥等255座。这些桥梁在造型结构上有的是木架独木桥，有的是石礅独木桥或石礅条石（一搭或多搭）桥，有的是砖瓮单孔桥或多孔麻石拱桥，虽然大多造型古朴，结构简单，却在漫长的岁月中，为古代长沙人民的生产与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特别是沿着长沙古城墙外东南北三向护城河修建的各类木质、石质的小桥，虽然今日早已踪迹全无，但却留下了不少形形色色带桥的街巷名称，向人们展现着古代长沙城市建设特有的风貌。为古城长沙增添了一幅幅美丽的图画。
　　长沙独特的地理环境，加上明初大规模的城池修整，将土筑墙改为砖石墙，使长沙城成了一座具有极强防御功能的“坚城”。明崇祯时长沙知府堵胤锡《星沙守城议》云：
　　“大抵通郡形势负山面江有险足恃，上策以战为守，守南山而敌人不敢逾险，守捞刀河而敌人不敢越渡，守江洲而敌人不敢舣岸。樵采不竭，不坏，气度力余，居中四应，十万之敌不能攻也，然百二之雄矣！其次以守为守，南守岗，东守坡，北守濠，西守岸，资高下山泽之势以为屏蔽，可进可退，立于无畏，养锐蓄力，伺隙而动，官民一心，财用不匮，一可当十，足支数岁，称坚城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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