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目前在部队实际工作中，有些领导同志对以下三个问题是不很明确的。 

　　（一）把分清是非与追查责任常常混淆起来。一件事办好办坏，总是有是非和责任问题的，两者是联系的，不可分割的。但前者是第一位的，后者是从属的；前者是主要的，后者是次要的。因为任何事情，不弄清是非便没有判断的标准，便得不出经验教训，也就不能达到惩前毖后的目的。单纯追查责任，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往往会伤害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是非不清，责任也就不明，便是这个道理。为了接受经验教训，为了教育当事者本人，特别是为了教育大家，适当地追查一下责任也是必要的，应该的。奖惩不明便没有教育和鼓励作用。但追查责任的目的仍然是为了教育。因此，追查责任应着重分清是非，分析情况，如对那些积极负责，努力工作，而在工作中犯了某些错误的同志，是可以不严加追究轻易处分的。但对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明显失职，不负责任的人，或违法乱纪的人，却必须追查责任，并且应给予必要的处分。现在有些领导干部在处理问题时往往不是这样，他们把追查责任看成是主要的，分清是非则看成是次要的。因此，遇到问题很少研究分析是非，而过多地强调责任。例如，在反对教条主义问题上，不是首先考虑现在有没有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该不该反，如何反法，而是首先纠缠在我们的教育计划是谁批准的，演习想定是谁审查的，某一件事是谁规定的，如此等等，似乎反教条主义的目的只是为了追查谁是教条主义者。再如，你和有些同志研究起今年一月二十一日敌机侵入上海没有打下来的原因时，他往往不去认真地考虑当时的客观情况如何，我们有无办法打下来，未打下来的原因究竟在哪里，根据这些经验教训，今后应该如何改进我们的防空措施，而他所考虑的倒是如何减轻自己的责任。因此，以敌人技术高，我们雷达有死角，探照灯不能低空聚光等等一些不真实的理由来代替事情的真相，结果真正的经验教训便无法发现。设防问题也是一样，你说设防中哪个问题处理的不妥当，有人就会反复说明这是谁勘察的，谁批准的，至于事情本身究竟对不对，是否合乎未来作战的要求，如何改进等等重大问题则考虑很少。这些事例说明有些同志在考虑问题时，不是先去弄清是非，而是斤斤计较责任，假若不加以改正，就很容易把问题引向到不必要的人事纠纷中去，妨害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二）把努力方向与实施步骤常常混淆起来。各种工作都应该有努力方向，但努力方向又必须通过若干实施步骤，通过许多实际工作才能达到。两者是统一的，但又是有区别的。现在有些领导同志往往把两者混为一谈，或把两者对立起来。例如我们说反教条主义这是一个方向，也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任务。要反教条主义必须采取若干具体的步骤，如首先要研究教条主义该不该反，为什么该反，其次要研究哪些是教条主义，如何反法，是一步登天，还是逐步提高。这些问题应该经过切实的研究，实事求是的解决。总之，反教条主义必须肯定，步骤则可以考虑，因为有教条主义就应该反，但克服教条主义则需要一定的过程，一步登天固然好，就是办不到，所以还需要分步骤。但有些同志不是这样想，他们说要反教条主义就要立即拿出一套不是教条主义的教材来代替原有的教材，否则教条主义就不能反。在军队建设工作中，在设防问题上，在军队对农村工作的认识上，都有同样的情况。总之，只强调方向，不承认步骤，想把多年的事一下子都办好，这是主要的一面；另一面则是以目前工作中的一些具体困难作为理由，否认明确方向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把两者对立起来，或混为一谈。这种认识中的片面性，若不加以克服，我们要想进行任何重大的建设，都很难避免盲目冒进或右倾保守的错误。 

　　（三）把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和组织上的下级服从上级常常混淆起来。学术上没有自由讨论，没有争论，就不能得出真理，就不会进步。真理是不怕争的，怕争就不一定是真理。所以，我们要提倡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探求真理的风气。同时，在革命斗争和革命队伍中，下级服从上级也是必需的，没有组织服从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就会混乱。因此，学术上的自由与组织服从，两者均为革命所必需，两者有其统一性，但两者又有区别，不能混淆起来。现在的问题是学术上的自由讨论不够，害怕百家争鸣，也就是害怕广泛的复杂的思想斗争，因此，常常用组织服从的办法，或用某些人的权威来代替和解决学术的争论。甚至有些同志遇到争论，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这是危险的，是企图用简单的、粗暴的方法来解决学术问题，实质上是一种害怕真理的表现。不打破这一关，我们的军事学术工作便会停滞不前，我们的国防事业将会受到损失。 

　　注　释 

　　*这是彭德怀视察南京军区工作向党中央和军委的汇报。全文共五个问题，收入本书的是其中的第五个问题。

〔出处〕 《彭德怀军事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