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六月一日）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林伯渠、贺龙、习仲勋、王维舟〔1〕诸同志的讲话，给了我们很多很好的启示，将使全军在思想领导上，掌握组织原则上，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上，提高一步。在八天会议中，同志们的意见和我在开幕时的报告基本上是一致的。我再就以下几个问题作一些补充： 

　　（一）在三月一日消灭胡部刘戡援军，三月三日夺取直川城消灭二十四旅后，继续扩大战果，解放黄陵、宜君、黄龙、白水、韩城、合阳、澄城，收复富县、甘泉，开辟了黄龙区大块新解放区。为了巩固后方，巩固新解放区，攻夺洛川，准备收复延安的部署和计划，在当时是必要的，是正确的。但洛川城周地形特殊险要，有利于敌防御，短期难以攻下。且胡军集九个旅来援，徘徊宜君，不进不退，援军不好打。继续攻洛与待机打援，又因粮食极困难而不可能。因此决定大踏步前进，攻敌要害宝鸡，调退洛川、延安守敌，以达到巩固后方，巩固新解放区，这一行动方针也是正确的。在西府〔23战役中，消灭了大量敌人， 摧毁了敌人西北供给基地宝鸡城；我三纵队在猛力追击 延安、洛川守敌南逃途中，也取得了很大战果。但向西府 行动前，因粮食困难，时间仓促（前委四月十四日在马栏 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十五日传达，十六日出动，十七日晨攻占旬邑城及职田镇等），一切必要准备不充分（如必需的民工担架均无准备）。特别是没有将行动方针及可能遇到的困难深入传达和讨论，使每个指战员、工作人员有必要的准备，因此在西府的行动中，特别在陇东行动中，暴露的弱点就更多了。在四纵队党委会中，存在着严重的自由主义，影响到四纵队内部不团结，斗志不坚强，当时前委会并未深刻了解。对胡军能集结十二个旅援宝鸡，六十五师行动积极估计不足。对马军之实力亦估计过小（原先只知两旅四个团，另一独五团，最后才发现马军在去年合水战斗后，增加了四个团，共有九个团）。特别是对胡马两军积极密切配合认识不深刻。其实胡马两军配合，久已成为事实。去年六月我进行陇东战役时，胡军积极增援；二次打榆林时，宁马亦倾巢来援；这次西府与陇东战役，胡马两军积极密切配合，已经是第三次了。经过三次教训，才使我们更加深刻认识，这就是认识落后于客观事实。重复这样错误认识的原因：一是缺乏深刻检讨过去的教训，一是由于敌大我小，主观上总想利用敌阵营中若干矛盾。事实上久已证明，胡马两军在反共反人民这个基本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们看问题要从实际出发，如发现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不相符合时，就要及时修正，否则就会犯错误。以上所述，出动前准备不充分，个别纵队内部情况了解不深刻，对敌人估计不足等三项，战役领导机关与战役直接指导者应负责任，也就是我个人应负更多的责任。 

　　（二）四纵队负责同志采取严重的自由主义态度，已影响其内部团结，以致邪气抬头，正气受到压制，发展到不执行命令，几次丧失有利战机，放弃与放走可能与应该消灭的敌人；擅自放弃沿扶风、岐山、凤翔公路阻击迟滞敌人西进任务，让敌人毫无顾忌的长驱直进，使宝鸡缴获堆积如山的军用资财不能抢运，使野战军主力陷入被动，使二纵队独六旅受到侧敌侧水的严重威胁（南侧渭河，北侧扶岐公路强大敌人的威胁）。擅自放弃重大的任务，而事先不请示，也不通知友邻部队。虽经警告后，但在陇东屯子镇向东转移时，令其担任向屯子镇警戒掩护任务，而又擅自撤至肖金镇以东，离开指定任务的地点约百里，使新四旅受到一些不必要的损失，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象在屯子镇不执行命令的警三旅旅长，反而平日受到所谓聪明的鼓励。试问：这样不执行命令，对人民解放事业不负责任，平日对同志敷敷衍衍，拉拉扯扯，替自己抬轿子的老同事、老干部就是好人，压制正气，抬高邪气，玩弄手段，替个人打算的“聪明”，究竟有什么用处？！其结果是损害人民利益与党的利益，害了同志，也必然害了自己。我们所称谓的聪明，应当是维护人民利益，坚持党的原则，有正确的思想领导，有确切的工作效率，在任何困难面前不屈服，而能克服困难。总之，此次四纵队领导机关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大家应当把它当作一面镜子来检讨自己，检查各个部门，才有用处。没有暴露问题的部队及部门，并不等于没有问题，可能问题就在你说没问题时酝酿生长着，这是应当经常警惕的。 
　　四纵队并不是每个同志都有问题，都不执行命令，都害怕敌人，如果有这样认识的同志那就是错误的。四纵队有很多好的同志，有不少英勇事迹。四纵队暴露与存在着的问题，正如纵队负责同志三次反省所述：本质上是缺乏阶级责任心，考虑问题不从全局出发，从个人得失出发，局部安危出发，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我认为这样反省是很深刻的。因为小资产阶级，不属于无产阶级范畴，而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若不经过严格的改造，则服从共产主义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有很大距离的。我们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占相当数量，是值得注意的。把它作为意识形态来看，小资产阶级特别突出的是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不愿意受组织的约束，在严重关头摇摆不定，在行动中考虑问题总是多从个人得失出发，照顾自己小集团出发；而照顾全局，是要在不损害其个人利益与其小集团利益下，才是自然的，否则是不自然的，勉强的，甚至是对立的。处在严重关头时，尤以自然的流露，以至违犯纪律，损害革命利益在所不顾。为了克服这些现象，特别是某些干部中存在着的个人打算、小集团观点，必须提高其觉悟程度，破坏其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学习劳动人民的正气和坚决勇敢、自我牺牲的精神。如独立五旅班长杨世德同志，被敌燃烧弹将其眉毛头发烧光，脸皮烧黑，身负重伤，连长、指导员及班内战士催促其下火线，杨同志考虑敌人正在反冲锋，班内无人指挥，坚决不下火线。有些同志为着完成爆炸任务，身绑炸药，爬至敌人碉堡面前，自身与敌碉堡同时粉碎。这类英雄事迹，不止一次，而是无数次；不是强迫命令，而是完全出于自愿自动的行为。这些战斗英雄们为了人民事业，粉身碎骨，英勇的光荣的自我牺牲精神，真是万世师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们这样高尚的政治觉悟，英勇行为，与小资产者的个人打算，小集团打算，是没有任何相同点的。特别是身为负责的干部，如有个人打算，能不惭愧？同时，战争是流血的斗争，要求各级军事指挥员、政治委员要有高度的责任心，不能有丝毫疏忽。战役、战斗前须有确切的计划，周详的准备，严格的检查。切戒粗率行为。有些同志常爱说：“不能完成任务，你杀我的头。”这虽然也表示愿为人民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决心，但仅仅只有这样勇敢的决心是不够的，而必须在勇敢的决心上考虑到如何完成战斗任务。粗率的行为可能招致战斗中不必要的损失，那时真正杀掉你的头，又如何能抵偿损失呢？这样的同志应十分警惕。 

　　（三）有同志说：在实际工作中要反对官僚主义。的确，官僚主义不仅存在，而且在某些部分还相当严重，必 须坚决反对。反对官僚主义的主要办法，是要走群众路线，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深入下层，深入连队，反映群众意见，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总结群众中新的经验，贯彻与普及之。在日常工作中要求准确，反对借故拖延，反对借口“不要急躁”、“待考虑考虑”，敷衍塞责，这就是官僚主义。这与决定政策、决定工作方针，要细心谨慎，反复思考，反对急躁，没有任何共同点。 

　　（四）六纵队在西府、陇东战役中虽然受了挫，但他们的行动是积极的，给青马军以严重的杀伤。六纵队的领导同志在照顾全局上是对的，缺点是把敌人看得太呆板了，当情况变化时，缺乏灵活处理。一纵队在西府战役是坚决勇敢迅速的，但在配合六纵队夹击屯子镇外围之敌时，走错路，耽搁了时间是其缺点。二纵队在西府与陇东都保持了高度战斗积极性，自瓦子街战斗后，群众纪律，城市政策均有了进步。 

　　（五）我们全军有战胜与彻底消灭胡、马两军的高度信心，这是很好的。很多同志讲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军队，这句话也是很对的。从历史来看，我们的确是不可战胜的。但这句话不能抽象的了解。所谓不可战胜的军队，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第一是要有正确的政治路线，第二是要有正确的军事路线，第三是要有机警灵活的指挥，第四是必须团结一致，紧紧依靠人民。以上四者密切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才是不可战胜的军队。我们这些条件是具备的。第一、第二两条，我们有了英明的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的领导，只要我们细心研究中央文件，特别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指示〔3〕，就可保证不犯路线错误。第三条，我们有了二十余年革命战争经验，只要我们不骄傲，不轻敌，采取虚心学习的态度，机警灵活的指挥就有了保障。第四条，我们已有了去冬整军的经验，只要继续提高全军的阶级觉悟，继续提高群众纪律，保持全军团结一致，军民团结一致，提倡艰苦奋斗与实事求是的作风，提倡干部为战士服务，全军为人民服务，提高军事技术、战术，我们就能成为不可战胜的军队，而且一定能战胜敌人，歼灭敌人。 

　　注 释 

　　〔1〕林伯渠（一八八六——一九六○），湖南临澧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贺龙（一八九六——一九六九），湖南桑植人。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员。习仲勋，一九一三年生，陕西富平人，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政治委员。王维舟（一八八七——一九七○），四川宣汉人，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副司令员。 
　　〔2〕 西府，参见本书第 249页〔1〕。 
　　〔3〕 指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出处〕 《彭德怀军事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