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
 
全体代表同志们： 
　　在我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上，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有历史意义的报告〔1〕。在报告中，对于如何团结全国人民去消灭日本侵略者，如何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强盛的中国，都给了明确的指示，这不仅是我党的奋斗方针，也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我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在大革命时期曾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动集团叛变了革命，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毛泽东同志就领导了我们的党和中国人民，举行了艰苦卓绝的自卫的革命战争，坚持了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旗帜。“九一八”〔2〕以后，我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领导我们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经过雪山草地，胜利的到达抗日前进阵地——陕甘宁边区，并且进行了许多抗日准备工作。“西安事变”〔3〕的和平解决，使全国团结一致抗日得以实现。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持久的人民战争的方针，反对了投降主义与失败主义，先后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以及《新民主主义论》等名著。这些伟大著作，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指南针，对于抗日战争在方针上、思想上、政策上都起着光辉的领导作用。从党的全部历史中证明，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舵手，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列主义，就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与发展，毛泽东就是中国人民解放的旗帜。 

　　　　　　　　　　英勇奋斗的伟大成绩 

　　“七七”〔4〕事变以后，八路军东渡黄河，向敌后进军，到现在已经将近八年，在与敌伪顽不断的残酷斗争中，执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我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获得了伟大的成绩。 

　　首先，八年来我们在华北，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收复了广大的失地（五十五万四千平方公里），解放了六千万人民，建立了六大解放区，即：晋察冀、晋冀豫、山东、冀鲁象、晋绥、冀热辽。这些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解放区，在抗战中起了团结人民、支持抗战与镇定人心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在抗战中争取了八年正面相持的局面，援助了并继续援助着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制止了无数次妥协投降的危险；现在它正积蓄强大力量准备反攻。它将成为中国解放的主要前进阵地。 

　　其次，在这些解放区内，实行民主制度，建立了“三三制”田 的地方性联合政府。解放区的各级政府，都是由人民自下而上选举的。到现在已经有四百三十八个抗日民主的县政府，六十五个专员公署，九个战略边区政府。在这些解放区域内，政府实施了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民主建设，保障了人民的政权、人权、财权、地权。人民不仅有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不仅有了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之自由，不仅实行了减租减息，而且增加了工资，改善了人民生活，提高了生产热情与政治的积极性。不仅实行了劳动互助、变工扎工，提高了生产力，使生产与战争结合起来，而且人民有了武装之自由，组织了广大的游击队与民兵。只有人民真正有了武装的自由，才能够使抗日战争真正变为人民的战争；只有这种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日本侵略者。 

　　第三，在八年中，八路军和敌人大小战斗九万一千五百八十四次，毙伤敌军中将阿部规秀及旅长常岗宽治以下三十七万三千四百六十人，毙伤伪军二十九万六千九百六十六人，俘日军二千八百八十六人，俘伪军二十三万九千七百五十四人。争取敌军投诚一百六十六人，伪军反正六万九千六百五十八人。八年中，我军缴获了长短枪二十二万七千三百九十二枝，轻重机关枪四千五百四十九挺，各种炮八百一十六门。同志们！在八年来敌后的残酷斗争中，我们是毫无外援的，虽然我们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以自力更生的精神，解决了部分弹药和武器，然而我们主要的是依靠于在战斗中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解放区的民兵，其战绩也是很伟大的，仅仅在一九四四年，据不完全的统计，民兵作战共有二万一千七百零六次，敌伤亡共一万一千三百六十人，缴获步枪二千零六十九枝，机枪三十挺，掷弹筒迫击炮共七十五门，缴获骡马二百二十匹，收回电线十一万一千二百二十二斤。由于八路军与民兵的英勇作战，我们在华北战场上抗击着寇军十四个师团、十二个混成旅团、两个骑兵旅团、两个机械化联队（一九三九年是二十二个师团）和近四十万的伪军。如果没有八路军在华北与新四军在华中的英勇苦斗，有力地配合正面战场，今天的西北、西南各省也许早就沦陷敌手，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如果没有我们八路军、新四军这一锋利的刺刀插入敌人的心脏，那么整个中华民族，也许早就当了亡国奴了。 

　　第四，在残酷的“扫荡”与反“扫荡”战斗中，敌寇一切企图消灭我军的打算都失败了！我们不仅屹然雄立于敌后，而且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今天我们在华北已经有了五十多万八路军，一百六十万以上的民兵，他们还正在发展中。我们的八路军，不仅与华北人民有血肉的联系，是华北人民的“子弟兵团”，而且，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按其政治质量来说，按其战斗力来说，按其有广大的民兵与自卫军的配合作战来说，它已经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了。由于这些伟大的成就，数千万的华北人民，从日本侵略者的魔手中不仅解放出来了，而且他们都获得了政治上、经济上的自由，实现了革命的三民主义，建立了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模型。正因为如此，敌后各解放区成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寄托，成了配合同盟国消灭日本侵略者的重心；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的威望在全国以及在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心目中大大的提高了。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善战，也同样誉满全球。这绝不是任何反动分子封锁毁谤得了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这样光辉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也是全中国人民的光荣。这些光荣与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名字，与我军统帅朱德同志的名字是分不开的。 
　　同志们！这些伟大成就，绝不是轻易获得的。这主要的是由于我们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与各时期的指示，也还由于： 

　　第一，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可耻的不抵抗主义，将东北拱手送给日寇，又签订塘沽协定〔6〕、何梅协定〔7〕等丧权辱国的条约。抗战以前，在“华北特殊化”的口号之下，日本侵略者的魔手早就伸向全华北了，这就惊醒了全华北人民，救亡运动蜂起，前后爆发了热河同盟军之战，长城喜峰口之战，绥东之战，特别是北平“一二九”〔8〕的学生运动，它结合着红军东渡黄河抗日救国的广大影响，更加推进了华北的抗日高潮。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组织遍及华北，山西组织了牺牲救国同盟会〔9〕，各地也在各种形式下出现了人民的救亡组织与活动，这就为伟大的抗日战争准备了广大的群众基础。所以抗战爆发后，八路军一经开入敌后，即与这些抗日运动密切结合，并取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八路军获得今日的成就，这绝不是偶然的。 

　　第二，共产党在华北各地，从大革命以前就有了组织，在长期地下斗争中，此伏彼起的不断地展开了保卫人民利益的武装起义与游击战争。党的影响与华北人民的抗战、自由、民主的要求紧紧地结合着。加之抗战以前，中共北方局在刘少奇同志的正确领导之下，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肃清了立三路线的残余，转变了白区工作路线，这更加强了我党与人民亲密的联系，动员了广大人民，支援了长城及绥远的抗战。平津失守后，中共北方局号召华北共产党与华北人民共存亡，号召共产党员及一切爱国志士脱下长衫，深入农村，组织游击队，领导人民进行抗日的武装斗争。在这一号召之下，在八路军主力到达前后，曾爆发了冀东大起义〔10〕和山东、河北各地的游击战争，在山西牺盟会领导下成立了决死队〔11〕，其他地区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也组织了不少的武装。因此，八路军一开入华北，就得到了各地党组织的极大帮助；而这些地方性的武装，在八路军主力帮助之下，也日益壮大起来，这些武装是今天八路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我们党在华北的长期地下工作，如果没有北方局的正确领导及各地党的努力，八路军在今天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是困难的。 

　　第三，八年的艰苦斗争，我们支付了极大的代价，今天我们所有的成就，都是无数的指挥员、战斗员和地方党做其他各项工作的同志用自己的鲜血换来的。八年中，就八路军指战员来说，阵亡了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五人，负伤了二十万零一千三百八十一人。至于英勇牺牲了的地方党各级负责同志和其他各项工作人员，以及被残杀的同胞，简直无法统计。同志们，这成千成万的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已经流尽了他们最后的一滴血，我们应当本着他们的牺牲精神，继续他们遗留下的事业，努力奋斗。我们相信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在不远的将来是一定会达到的。 

　　第四，我们之所以能雄立于敌后，是由于我们同敌人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斗争。在政治上，我们粉碎了敌人“以华治华”和摧毁解放区的阴谋；军事上，粉碎了敌人消灭我军之企图；经济上，粉碎了敌人“以战养战”的政策。这些斗争，根据敌情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由“七七”事变到一九四○年八月，是华北游击战争的发展阶段，也是各解放区的创造与初步巩固阶段。一九四○年八月到一九四二年夏，华北各解放区普遍缩小，人口大量减少，八路军的主力也受到削弱，冀中、冀南大块平原解放区变成了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处于极严重的局面。但是，经过这一时期的残酷斗争，使我党我军积蓄了许多宝贵经验，实施了各种正确的政策，在摸索中创造了粉碎敌之“治安强化”和制胜敌人的办法。所以，从一九四二年夏天以后，各解放区又重新得到发展，不仅在河南国民党送掉的沦陷区收复了不少失地，建立了新解放区，而且在敌人统治了十余年的热河、辽宁发展了新解放区。 
　　我们在敌后八年中，不仅与敌人进行了残酷斗争，而且也同抗战营垒中反人民的反动势力，作过不少军事与政治的斗争。武汉失守后，敌人痛感八路军在华北的威胁，乃回师华北，对各解放区举行疯狂的“扫荡”。而此时，国民党当局乘机派兵，大举北上，实行“反共第一，抗日第二”，高唱所谓“收复失地”与“曲线救国”，配合日寇向八路军大举进攻。一时磨擦四起，解散抗日政府，暗杀抗日军民之事层出不穷，解放区岌岌可危，我军处于敌顽严重夹击中，在群众要求与拥护之下迫而自卫。自一九四○年三月（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在各地先后击败了顽军对解放区的进攻，度过了难关。从此，华北抗日战场之局面才得到稳定。 

　　　　　　　　　　几点经验教训 

　　八年来，在敌后的对敌斗争中，我们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很好地去研究与总结。现在我只就个人意见提出下面的问题： 

　　第一，抗战一开始，毛泽东同志就针对着中日战争的长期性，确定了敌后战场的游击战略。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一战略任务，就是要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发展自己。在八年频繁的艰苦斗争中，我们执行了这个任务，开展了人民战争，锻炼出了一套比较完善的、适合于敌我犬牙交错形势的敌后游击战争的军事政策。这一套军事政策，其实质是表现在密切联系农民的切身利益，战斗与生产结合，发挥群众性的农民游击战争的特长，而又不为农民的保守的地方主义所局限。这是在长期的游击战争的艰苦环境中生长与完成的，继承了十年内战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过去的经验。 
　　如军区制度的建立与健全和充分发挥它的作用。这一制度的确实建立，使分散的、普遍的、群众性质的游击战争与统一的战争指导结合起来了，使主力军、地方军与民兵在统一的领导下分散地灵活作战。 
　　又如按照各个不同的具体环境，采取各种不同的编制——有大团与小团建制，以及小连制（不要排，由连直接指挥四个到五个班）。小连制适合于敌伪堡垒林立的平原地区。小团制（不要营）一般的适合于游击战与有限度的、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比大团制更加便于机动，便于管理、教育、宿营及补充给养。 
　　又如地方军与主力军的适当分工，这使主力军不受地方限制，超脱地方性，便利于集中向新地区发展和应付新的情况。没有这种主力兵团，要长期坚持敌后战争及适应新情况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地方军是在固定地区与民兵结合，坚持根据地斗争，保持与地方人民的密切联系。 
　　再如民兵。民兵是一种不脱离生产的农民武装组织，要从深入减租减息的斗争中，才能大量发展与更加积极活跃起来；要经常照顾民兵不脱离生产的特点，如训练要利用农闲。它的任务是封锁消息，侦察敌情，破坏敌人交通，打击和捕捉敌人便衣及武装汉奸，维持社会秩序，在敌人进攻时掩护群众转移；民兵普遍采用敌难以捉摸的地雷战，到处袭扰敌人，这样去配合主力作战，除特殊情况外，不脱离本村本区。要承认农民的保守性与地方观念，民兵在本乡本土活动，有人熟、地熟的有利条件，因此，民兵作战不应远离本乡本土，才能发挥它的长处。要承认农民的散漫性，顾虑到他们不习惯于严格的纪律，因此，不应强调集中使用，集中作战尤为不利。分散的麻雀战与人民结合，不易遭敌袭击，否则，民兵容易受到敌人的摧残。对民兵须注意战斗与其生产利益的一致，只有承认战斗与农民的实际利益相结合，才能发挥其积极性。要发展广大而普遍的群众游击战（民兵战），还必须有适合于群众杀敌的武器（地雷等），以及他们自己选举出来的直接指挥机关。必须细心收集民兵斗争中的各种典型，使之普及和提高。 
　　再如武装工作队。武工队是在党领导下的一元化的军政民的统一组织，是一个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的单位。武工队深入敌后的敌后，去破坏敌人的统治秩序，建立隐蔽的游击根据地和秘密武装小组；配合敌占区、游击区合法与非法斗争的开展，进行瓦解敌伪军工作。武工队不仅能破坏敌人对根据地的封锁，配合根据地的斗争，而且也是扩大解放区的有力武器。 
　　在建设主力兵团的工作中，有一个时期，曾过多地编并了地方武装，这种错误是相当普遍的。凡是没有地方兵团的，根据地就不容易巩固；有坚强地方兵团与民兵结合的区域，就不仅能巩固，而且能够坚持。对地方兵团应根据情况，逐渐地培养发展成为主力兵团，但决不可连根拔；对地方兵团的干部应十分珍爱，不重视、甚至排斥地方干部，都是不对的。这样做，会使部队本身不易巩固，主力兵团与人民大众的联系也不能密切，尤其不利于培养当地的军事干部。我们利用战争间隙，进行了军队的整训工作，曾获得相当大的成绩。经验证明：在整训工作中必须采取群众路线与民主作风，才能启发广大士兵群众的自觉性与创造性，才能更加密切官兵之间与军民之间的团结。 
　　八路军的战术，是人民战争的战术，它是建筑在人民群众的基础之上，来自人民又为了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反对日寇侵略我国的民族战争，它本身就具有极其广大的社会基础。除了极少数死心塌地的汉奸之外，人民中各个社会阶层，都能动员起来，为保卫民族独立，为保卫国土而奋斗。正因为如此，八路军的一切行动，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与援助，与人民利益密切结合，从而保证了取得胜利的可能。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战术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与创造性，从而在瞬息万变的复杂环境中，获得了新的发展。 
　　在抗战开始时期，对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军队的顽强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对国民党的军队估计过高，对国民党“勇于对内，怯于对外”的历史传统与社会根源缺乏深刻的认识；对中日战争的长期性认识不足，易为好听的速胜论所影响；对游击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而产生强调运动战、不强调游击战的错误思想。由于这些思想的片面性，以及为当时汹涌澎湃的民族革命浪潮所激动，失去了应有的冷静，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在获得某些胜利之后，就更加主观起来，夸大自己的力量，以为当时山西的危急局面，可以我军力量来挽救。在这一影响之下，妨碍了及时向平原分兵发展游击战。在建军问题上，曾有一个时期过多的重视了主力，看轻了地方军。打了一些可以避免的硬仗（百团大战后期），在环境异常严重时，没有及时分散进行游击战。上述等等，都是由于对游击战的战略任务——削弱敌人，保存自己，发展自己，创造根据地，巩固与坚持根据地——认识不够正确而产生的。在相当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吃了一些苦头，才逐渐体会和改正。由内战转变到抗战，由运动战为主转变到以游击战为主，经过实践的体验，认识才逐渐深刻化。现在，抗战胜利在望，敌后战争的发展，将由游击战为主而逐渐转向运动战为主，如不根据新的情况有所准备，也难免不犯错误；但如不根据具体情况而过早地进行运动战，也是不对的。 

　　第二，华北在抗战开始时，随着国民党军队的南溃，旧政权纷纷瓦解，许多地方官吏弃职而逃，置人民于不顾，于是汉奸活跃，土劣横行，使数千万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此时，独有我军深入敌后，顺应人民要求，挽狂澜于既倒，普遍由上而下地建立抗日政权，使民心有所维系，民力得以发扬，安定了抗日秩序，抑制了汉奸土劣的无忌横行。后来，我们又在各解放区实行了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建立了“三三制”的地方联合政权，使基本群众组织起来，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提高了他们的抗战热情，同时又照顾了各阶层的利益，调节了各阶层的关系，使敌后一切抗日人民，在反对民族敌人的伟大斗争中一致团结起来，为坚持根据地、准备反攻而奋斗。敌后抗日民主政府是依靠于人民又为人民兴利除弊的，它进行了减租减息、救荒救灾、安抚流亡和发展生产等等工作，获得了光辉的成就。它是人民的政府，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是根本不同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和八路军不毅然决然的负起这个民族的重任，为国民党内反动集团的狂吠所吓倒（他们说我们“擅立政权，破坏统一”），那我们就是在实际上放弃了自己对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应负的责任。 
　　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即革命的三民主义政权，就必须依靠基本群众，动员群众起来去彻底改造旧的政权机构，改变几千年来地主封建势力的专政。在经济上，限制地主阶级的剥削（减租减息）；在政治上，打破地主阶级的垄断，把工农小资产阶级基本群众上升到优势地位。因此，它应该是真正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是在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优势的基础上，联合一切赞成抗日、赞成民主的阶层，反对日寇、反对汉奸反动派的民主联合政权。忽视对旧政权的改造，不去领导和组织斗争使基本群众取得优势，听任地主阶级保持其优势与垄断，是错误的。反之，基本群众上升到优势地位后，忽视了联合其他阶层，以为抗日民主政权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专政，也是错误的。 
　　彻底改造政权的问题，实质上是发动与组织人民群众起来管理政权的问题，也是团结各抗日阶层起来参加管理政权的问题。这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其发展，依据华北的经验，大致是这样的：在民生民主斗争还未普遍与深入，基本群众尚未形成独立力量时，地主阶级仍能利用其经济上的优势、旧政治的传统、社会地位等，来操纵下级（区、村）政权。形式上的改造，是无济于事的。这时，普遍的现象是：上级政府（县以上）是共产党员多，而下级政府实际上仍然是在地主阶级手里。这时，我们应充分发挥上级政权的权力，颁布和号召实行进步法令，大胆地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号召群众起来反对不公平的负担，清算旧帐，反对恶霸，实行减租减息；把人民大众应得的权利提到合法的地位，撤换坏的区村长，惩办为非作恶的豪绅地主；站在人民方面，组织与领导群众斗争（当然不是代替群众斗争），提高群众团体的权力，使基本群众翻身。只有这样，才能打坍豪绅地主的淫威，才能真正开展热烈的民主运动，才能真正彻底改造下级政权。 
　　在群众斗争中，改造过来的政权年减租减息实现时，上下层政府人员都可能是共产党员占绝对优势，这是实行“三三制”的必经步骤。可怕的是，当群众起来减租减息时，害怕过“左”，过早强调实行“三三制”，抬高地主士绅的地位。这样就会打击群众的热情，使群众害怕翻身。 
　　广大群众积极起来进行减租减息，这是人民从封建压迫下开始形成独立力量的转折点，我们的领导责任是如何使之强大巩固起来，成为民主政府“三三制”的强大支柱，这是必须好好掌握的。 
　　当基本群众已经翻身，优势已经取得，群众运动的中心应及时转向生产，而各阶级间的关系必须注意调节，使社会波动逐渐趋于平稳，实行“三三制”，保证减租减息以后交租交息，村级政权的“三三制”不宜过于强调。只有基本群众的优势得到巩固，人民武装（民兵）建立起来了，从教育中，从实践中，干部群众取得了掌握政权的经验，这时，注意村级“三三制”，才是对的。 

　　第三，日本侵略者侵入国土，惊醒了华北的广大群众，在抗日战争与民主、民生运动中，全华北人民都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与武装起来了。在这一基础上，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密切结合，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与拥护。人民不仅成千成万地加入了八路军，而且组织起百数十万民兵与游击队，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乡土；他们不仅坚决反对敌伪政权，而且极力拥护抗日民主政府，保证了一切抗日法令的执行；在敌人企图完全毁灭我抗日根据地的“三光”〔12〕 政策之下，他们异常艰苦地开展了生产运动，保证了军民食粮，克服了空前严重的灾荒；他们不仅帮助八路军封锁消息，侦察敌情，保护伤病兵员，保护军用资财，而且发挥了伟大力量，使晋冀鲁豫广大平原地形为之一变（挖沟道、掘地洞），这是历史上的奇迹。 
　　在八年中，群众蒙受了极大的牺牲，但是他们也得到了极坚强的锻炼，广大群众已经学会了应付一切复杂情况。虽在敌伪拘捕、拷打、恐吓、威胁之下，绝不吐露真情，出卖民族，表现了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总之，我们在敌后的坚持，一切的一切，都是依靠于人民群众和为了人民群众，也只有如此，才能使敌人无法征服我们。经验证明，要达到军民一体，进行人民战争，必须使劳苦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应有的改善，即是说，抗日斗争必须与民主、民生密切结合，而民生的改善，又成为抗日斗争、民主运动的基本环节。因此，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就成为发动与组织群众的中心问题了。 
　　在抗战开始时，华北各地群众运动都是在抗日的口号下发动起来的，同时，又渗透着群众的民生要求，进行了反对摊派、反对不公平负担的斗争和反对贪污的斗争。此时，我们支持了群众的要求，由上而下的帮助实现了这些要求。群众的斗争热情提高了，减租减息与清算债务，就成为群众要求的中心。抗日政府就必须顺应群众愿望，颁布减租减息法令，予群众以支持，党更必须积极领导这种斗争，以求实现群众的愿望。由于封建势力对农村的长 统治，地主阶级又极其狡猾，所以，减租减息是长期的、复杂的斗争，基本群众只有从不断的胜利中认识了自己的力量，在我党我军不断粉碎敌人“扫荡”与顽军进攻站稳了脚步时，斗争才能深入，要求才能实现，这绝不是靠一纸命令、单纯的动员或干部包办所能解决的。 
　　发动群众减租减息，需要一定时间的酝酿。多数群众还没勇气起来为自己切身利益斗争时，应以宣传解释的方法鼓舞其勇气，使之酝酿成熟。在酝酿时，积极分子要求快斗，中间分子尚在犹豫，落后分子尚需等待，这时，指导者必须认清火色，不要为少数积极分子所迷惑，以为是广大群众起来了，而要善于掌握积极分子，推动他们去团结中间分子，照顾落后分子。为着加速酝酿过程，缩短酝酿时间，从上而下帮助群众解决若干个别的实际利益问题也是必要的；但当群众发动起来，继续采取这种方式就不对了，就会阻碍群众自觉地革命化。酝酿成熟，广大群众就会行动起来，此时指导者不应束手束足，阻碍群众的积极性；但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得到实际利益，又容易发生一些不可避免的“左”的、单纯追逐经济利益的情绪。此时，群众的“左”的情绪，最容易影响区、村干部，混乱斗争对象，成为无目的的乱斗，以致斗到群众本身，使积极分子孤立起来。总之领导机关的责任，在群众未发动以前，要去放手发动群众起来；群众刚一开始起来，不要怕“左”而去阻碍群众的积极性；群众真正起来了，达到一定目的时，应适时的领导群众转向生产、对敌斗争、扩大民兵及其他群众组织。指导者不应忘记发动群众起来斗争的目的：一是经济上削弱地主封建剥削，实现减租减息，解放农民生产力，提高农民生产与抗日热情；二是政治上打击豪绅地主恶霸。他们平日垄断乡曲，横行无忌，仗势欺压人民，这种政治威风不打下去，农民就没有资格同他们讲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联合政府。 
　　必须认识敌后根据地的问题是一个农村问题，根据地的工作主要是农民工作，一切工作方式方法与组织形式，都应该适合于农村环境和农民生活。我们必须先向群众学习，耐心地接近群众，进行宣传解释，以启发群众的自动自觉，任何“恩赐”观点、命令主义、代替包办都是错误的。 
　　我们必须依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一切从群众出发，一切为了群众，向群众学习，真正为群众服务，站在群众中启发与领导群众前进，使党与群众更亲密地结合起来。 
　　还有许多部门工作也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如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他们在敌人封锁分割、战斗频繁、堡垒林立的环境中，建立了累进税、出入口税，建立了银行，发展了生产，与敌人作了有声有色的经济斗争，保障了八年来抗战的物资供给。许多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同志，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还坚持着五十个以上的中学，将近四万个小学，普遍的冬学夜学，村村有黑板 报；各解放区共有铅印报纸二十八种，石印报纸四十三种， 其他油印报不计其数；还保有十余个大剧团及近千个农 村剧团，对乡村文化的提高，对抗日民主政策的宣扬，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还有许多同志，他们为打破敌人封锁， 打破边缘区的“赤白对立”，深入敌人统治的乡村、市镇和复杂的游击区，进行合法与非法斗争。他们创造了愈公开、愈合法就愈秘密的斗争经验，他们利用合法、公开掩护了非法的秘密的抗日工作，他们又以秘密的、非法的抗 日工作，支持了公开、合法工作。他们艰苦地、英勇地、毫无畏惧地同敌人在进行斗智、斗力，配合根据地的正面坚持，有很大的功绩。 

　　第四，华北的党已经成为群众性的大党了，它拥有地方党员六十万，军队党员十二万以上。八年来，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之下，全体同志与华北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坚持了艰苦的敌后抗战，创立与坚持了各解放区。在人民战争中，在政权的民主建设中，在群众运动中，都发挥了党的领导作用。同时，党也获得了很大的锻炼，成为具有坚韧的战斗力的党了。在敌后各解放区内（特别是在平原地区），在战争的反复变换中，在斗争方式的不断变化中，在武装斗争中，在非武装斗争中，在合法的与非法的斗争中，在经常改变的组织形式中，共产党员从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岗位，从没有放下过自己的武器，勇敢地、机敏地站在人民中间，领导人民坚持与敌寇斗争，这是坚持敌后的根本，是坚持敌后的灵魂，是我党有非常顽强战斗力的表现。敌人一切“抉剔”、“自首”、惨杀等阴谋毒计，都失败了。如果没有共产党及其领导，就不可能有今天敌后广大的解放区，这是非常明显的。 
　　经验证明，要建设一个作为革命先锋队，能够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利益的党，并使之得到发展和巩固，必须依靠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必须与广大群众的抗日的、民主的、民生的斗争密切结合起来，才有可能。脱离群众运动与群众斗争，关起门来建设党，就会发生错误。 
　　经验证明，要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根据地，进行各种战时的建设工作，没有一定的数量和质量上足以作为领导核心的各级党的组织，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根据地创立初期，必须大量发展党，建立各级党的组织。党中央曾经指示我们这样做，这完全是正确的。今天可以看到，凡是正确地执行大量发展的地区，工作是较好的。当然，大量发展不能解释为单纯追逐数目字，不能解释为“突击竞赛”或“集体吸收”，因为这样做脱离党的组织原则，降低党的作用，同时必然混进一些破坏分子。党在大量发展之后，继之而来的是巩固，不巩固则不能继续前进。一九三九年中央关于巩固党的指示是及时的、正确的。各地党的组织，在执行这一巩固工作中，无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进行了许多具体的工作，严密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的原则性，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联系，因而党的战斗力大大地提高了。发展党与巩固党是极其严肃的工作。发展时只图加多党员的数目，忘记了应从群众斗争中去发现积极分子，个别吸收入党，这是不负责的态度；同样，在巩固时不把对党员的考察放在抗日斗争、民主和民生斗争的烈火中，着重从思想上和采取教育方式来解决，而只看成分不看他的积极表现，轻率地以大量洗刷代替教育，也是错误的。 
　　各解放区建设党的任务，实质上是在农村中建设党的问题，因为广大的党员群众都是农民，而这种农村环境又有别于和平时期，今天的农村是战争中的农村，有敌人的封锁分割，战斗频繁，情况复杂，变化无常。因此，党的工作（其他工作也如此）就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因时因地去灵活领导，把和平时期地下党在城市中的一套办法，机械搬运到战时的农村，自然在许多方面是错误的（如过分强调集体领导与科学分工）。对于农民党员应该给予更多的照顾，要了解农民党员的许多顾虑，如生活、家庭等，不能主观的作过高的要求，不能把他们依靠自己劳动改善自己生活的努力，看为自私自利。教育和改造农民党员的基本方向，必须是从各种斗争中（对敌斗争、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等）去逐渐提高他们，以“公私兼顾”，“先公后私”，照顾人民利益，与人民打成一片，在人民中起模范作用，作为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根绝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的教育。在干部教育中，必须继续进行整顿“三风”的思想教育与思想改造。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理论与思想方法，应该是干部教育的中心内容。 

　　　　　　　　　　迎接胜利 

　　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已正确地指出了解放区的全部任务，尤其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是，要“尽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 〔13〕。这是全华北解放区人民与军队所热烈盼望的，相信也是全国解放区人民与军队所热烈盼望的。现在已有许多解放区群众团体，响应陕甘宁边区群众团体的号召，建立工人、青年、妇女等联合会。解放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延安一经召开，即可将各解放区行动统一起来，即可将敌后八年来伟大的、英勇的、轰轰烈烈的人民抗日战争中所获得的宝贵经验集中起来，又普及到各解放区去，使斗争经验得到交流，工作效能必然会得到更大的进步。这将会给抗日友军、反法西斯的同盟国以更好的配合，给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抗日民主运动以更多的援助，给沦陷区人民以更大的振奋，反日地下军的活动也会更快的发展。毛泽东同志这一指示会得到解放区、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人民的热烈拥护。这一代表会议的召开，就是促进全国联合政府的更早实现，就是促进新中国的更快到来。也就是促进全国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的与统一的强大的新中国更快的到来。 
　　毛泽东同志指出，解放区聚集了巨大的抗日力量，今后应从各方面发展与巩固这种力量，要我们继续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我们为着准备反攻，在不加重人民负担与财政经济许可条件下，应当扩大八路军。毛泽东同志又提醒我们，敌在目前还是强大的，它一定还要向解放区作残酷的进攻，我们要随时准备粉碎敌人进攻。这些指示是十分重要的，不可稍微忽视的。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同志在边区参议会演说，指出了一九四五年中国解放区的十五项任务，是完全正确的，各解放区执行这一指示已经有了显著的成绩。在扩大解放区、练兵成绩上，比其他成绩更大，但某些解放区对拥政爱民、拥军优抗工作还未引起更大注意。新解放区的减租减息一般的也还未引起深刻重视，发动群众自觉的减租减息运动是巩固新解放区的重要环节，这是不可稍有忽视的。 
　　解放区人民已经有了武装自由，人民组织了自卫军与民兵，在战斗中锻炼了自己，在保卫家乡、坚持根据地艰苦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今天民兵的数量还是太少了，必须根据毛泽东同志指示，比现有民兵数目扩大一倍，实现民兵占人口百分之五的最低要求，并须利用农闲时进行训练，提高质量。 
　　根据毛泽东同志在大会报告指出的精神，我们目前的具体任务是：消灭日本侵略者，废止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我们解放区的任务是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实现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便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发展生产，扩大与聚集力量，准备反攻，解放中华民族，解放全国人民。 
　　我们全党同志，团结在毛泽东旗帜之下与党中央的周围，就一定能胜利，就一定能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中华民族与人民就一定能得到解放！ 

　　注 释 
　　 
　　〔1〕指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 
　　〔2〕九一八即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突然炮击沈阳。当时蒋介石命令东北军“绝对不得抵抗”，并撤至山海关内，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3〕西安事变也称“双十二事变”。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危急形势下，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军东北军和以杨虎城将军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军第十七路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拒绝了这个要求，并亲自赶到西安部署“剿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杨联合行动，扣押了蒋介石，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经过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叶剑英等的艰苦工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4〕“七七”事变也称卢沟桥事变。卢沟桥距北京城十余公里，是北京西南的门户。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驻北宁路沿线的日本侵略军在这里向中国驻军进攻。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影响下，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战，从此开始。 
　　〔5〕三三制，参见本书第126页〔4〕。 
　　〔6〕塘沽协定 一九三三年三月，日本侵略军占领热河省后，大举进攻长城各口，直逼平津。五月三十一日，国民党政府派北平军分会参议熊斌与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事实上承认日本占领东北和热河，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便利了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控制整个华北。 
　　〔7〕何梅协定 一九三五年六、七月间，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控制华北，指责中国当局破坏《塘沽协定》，由东北调遣日本军队入关进行武力威胁，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全部承诺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无理要求，出卖了华北的大部主权，通称《何梅协定》。其主要内容为：中国政府取消在河北的党政机关，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政府军队，撤换日方指定的中国军政人员和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 
　　〔8〕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爱国游行示威。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游行的学生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镇压。十六日，学生和市民一万余人，再度举行示威游行。全国人民纷纷响应，形成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史称“一二九”运动。 
　　〔9〕牺牲救国同盟会，参见本书第65页〔5〕。 
　　〔10〕冀东大起义，参见本书第88页〔3〕。 
　　〔11〕决死队即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它是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装。 
　　〔12〕“三光政策”指抗日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解放区施行极其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 
　　〔13〕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讲的。这里所说的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后因形势发展没有召开。

〔出处〕 《彭德怀军事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