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一月七日）

　　党中央所发布的“九一决定”，就是要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建立以党为中心的一元化的领导。中央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里面，象这样以党为中心的一元化的领导还没有普遍地完满地建立起来，党政军民之间还存在着一种不正常的关系。比如有某种部门工作向党闹独立性的，有下级向上级闹独立性的，有某些个别同志对于带全国性的问题随便发言的。这些情形，如果让它继续发展下去，对于我们坚持抗战以及进行根据地建设，都会有很大的妨碍的。 
　　陕甘宁边区的情形怎样呢？应当指出，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是相当严重的，特别在边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学中，都曾经发生过或者还存在着对边区党的领导中心——西北局不尊重，和闹独立性的现象。比如，在军队方面，对于党的尊重是不够的，自以为与党是平列的，甚至觉得比党还要高一些、大一些，认为自己是中央的军队，就不把自己的工作时常提到西北局去讨论，对边区党的决议也没有认真去执行。在政府工作方面，前一个时期，有某些政府里面工作的同志对西北局的决定不很尊重，没有认真按照决定办事，如发票子、运盐等问题，到了后一个时期，又发生了政府工作中的党员干部对于党团也不大尊重的情况。在群众团体方面，曾经有一个时期，青年团体向西北局闹独立性，走到“青年主义”“第二党”的倾向。这次大会中有个同志指出，除了政府以外，青年都单独有一套，如青年农场、青年运输站、青年商店、青年食堂和青年武装等等。而究其实际，边区青联又何尝不是青年政府呢！政府管不到，党也管不到，公开向党要求尊重青年运动的独立性（并不仅是青年团体组织上的独立性），甚至在青年的会议上对党表示反抗，闹得多么严重！西北局向这种青年运动中闹独立性的倾向曾经作了斗争，严正地指出了它的错误，以后的情形是改善了许多。此外，在党部方面，也有这样的一个党部，它知道成立了西北局，就不仅是领导边区内党的工作，还要领导整个西北范围内党的工作，而它觉得西北局的成分，似乎没有能力来领导友区内党的工作。这些不尊重西北局领导，向西北局闹独立性的事实，就不能不给边区工作以很大的损害。这次会议中，大家揭发了这些现象，分析了这些现象，一致认为它不只是简单的不服从党的组织，不服从党的决定而已，它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某些同志在对于一些问题的认识上，以及对党的认识上，有着原则上的差别。这就是说，边区党内在思想上还没有达到完全一致，在某些同志当中还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同志们，没有思想和意志上的一致性，就不会有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一致的。因此，我们今后要建立起一元化的领导，就必须揭发那些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克服那些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我们的大会，在这方面是做了许多工作的。 
　　 
　　　　　　　　　　一、对党的领导作用应有正确的认识 

　　有这样一种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就是对党的认识是模糊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中央“九一决定”都指出了党是无产阶级之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尤其是党的领导机关，是由无产阶级里面最先进和富有革命斗争经验的，并且以先进的马列主义理论所武装起来的最优秀的分子所组成的。因此，它有责任并具有一切可能来领导阶级的和其他一切革命的组织。在我们边区说来，边区的党，边区的党的领导机关——西北局，有责任并具有一切可能来领导政府、军队、各种群众团体、合作社和学校等。这是就党与其他革命组织的关系而说的。至于在党内关系上，党是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而组织起来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党的各个部分要服从党委，全党服从中央，这个集中制是我党最重要的一个组织原则，无论何时都不允许动摇它的。自然，这个集中制又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 
　　对于这样一个党的最高原则，我们的某些干部甚至是高级干部，是否真正的了解它，奉行它呢？事实证明，某些干部并没有真正了解它，他们还没有在实际行动中承认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西北局是边区的领导核心。相反的，他们把自己所领导的某一部门工作，看成为与党是并立的，平行的，甚至是高于党的，似乎没有“责任”一定要接受西北局的领导，似乎没有“责任”一定要按照西北局所决定的一切政策去办事，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独立地”去进行他们所领导的某一部门工作。 
　　有这样一些同志，他们对党的地位与作用有一种不正确的见解。他们怀疑党的主张与政策能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意见。在他们看来，尽管是最革命的最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总不能说党的主张全等于人民的主张。也有同志认为，在有政权的地区里，只要党有正确的政策，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那里有没有党员和党的组织，那里政权中多几个党员或少几个党员，都是无关重要的。也有同志认为，如果某一政党在政权机构中占优势，就等于某党独霸了政权，因而我党在“三三制”政权中就不必要有优势。也有同志认为，对于政府也好，群众团体也好，它们所执行的政策与进行的工作，党没有事先研究讨论与决定的必要。他们把党对这些组织的领导作用，看做了党的包办。同志们，把这许多观念联结起来看一看，就可以知道他们如何否定了党是无产阶级最高组织形式这一最高原则，如何取消了党的领导作用。 
　　我们说，我们的党，是最革命的最能够代表人民并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我们党的主张是代表人民的意见与要求的。但是必须指出，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从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从劳动群众的利益出发，来决定我们的主张与政策的，而无产阶级与劳动群众的利益，又是与全民族解放的利益一致的。比如，我们党今天所执行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其他的社会政策，象减租减息又要缴租缴息，象改善工人待遇又要资本家可以赚钱牟利，以及前年西北局所发布的“五一施政纲领”，这许多主张和政策，是不是代表人民的意见，是不是为人民所需要的呢？我们应该给以肯定的答复：是的。我们的这些具体政策，都是从照顾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同时也照顾了少数地主资本家的利益；照顾了现在也照顾了将来的。因此，笼统地提出党的主张不全等于人民的主张，是完全错误的。 
　　如何才能使党的主张真正地代表人民的意见呢？就是要我们的党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武器，真正与人民有密切的联系，根据群众的需要，按照群众的觉悟程度（必须与尾巴主义区别开来），而提出主张与政策；同时又要通过群众去实现它，使群众真正认识与接受党所提出的主张，并为这个主张而进行斗争。这就是说，主观主义者不根据具体情况，不根据群众的需要和经验而提出的“空想式”的“一意孤行”的主张，是不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的意见的。这种情形，在我们党内是曾经发生过的，恐怕今天某些个别工作部门也还会存在着的，但这是一种不正常的不应有的现象，是一种特殊的“例外”，不能从这些“例外”的情形而做出一般的结论，说什么党的主张不全等于人民的主张的论调。 
　　由于这种模糊的认识，自然会产生忽视或者否认党对政权工作的领导作用这个错误思想，认为在“三三制”政权中，我们党没有取得优势的必要。我们提出了政权的“三三制”，提出了政权机构中共产党员的数量不得超过三分之一，有时超过了还要退出，另选非党人士补充，这个办法是正确的。但并不是说，我们党在政权中不要有政治上的优势；相反的，只有保持党的政治优势，才能够保障党对“三三制”政权的领导。建立“三三制”政权并不是要放弃政权中党的领导作用；相反的，我们要巩固这种领导。我们所说的“三三制”，是除了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外，其他三分之二，要保证不是什么坏人，而是人民中的进步分子（赞成抗战与民主）和中间分子（赞成抗战，对民主也不坚决反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在“三三制”政权中的政治优势。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对“三三制”的认识是很模糊的，因此有个别地方，把一些很坏的人随随便便请到“三三制”政权里来凑数。这样，党的政治优势就会要丧失，党的领导作用也就会被取消。 
　　由于这种忽视或否认党对“三三制”政权的领导作用，就可能产生认为在有政权的地区里，有无党员和党的组织是无关重要的错误思想，这是一种取消党的变相说法。在我们看来，每一个乡，每一个行政村里，有很好的党员，有党的小组和支部，就更可能保证党的主张的实现，以及政府法令的贯彻执行。由于忽视党对政权的领导作用，同时也就可能产生政府的政策和设施不必经过党去研究、讨论与决定的错误思想。我们知道，党有责任领导一切革命组织，并不是一句空话，就是要争取这些革命组织（如政权、群众团体等）能够实现党的主张，执行党的政策，就是说，党的主张与政策要通过这些革命组织来实现的。要达到这个目的，这些革命组织所执行的政策和所进行的工作，党必须加以研究、讨论和决定，以负起领导的作用。自然，这种决定并不是直接命令这些组织里的工作者去执行，而是经过这些组织里面的党员的活动以达到目的。如果这些组织里大多数人不能同意党的主张，那么，党是不能命令它的，应当尊重这些组织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仍须采取民主的决定。而另一方面，这些组织里的党员，在其组织内部，仍然必须努力解释党的主张的正确性，继续争取其组织能够接受党的主张，因为党员应该绝对服从党的决定，这是一个党内纪律的问题，“九一决定”中已经规定了的。这种依靠党的主张的正确性，依靠党员活动的积极性而产生的党的领导作用，决不能称之为包办。什么才是包办？就是事无论大小，党都要去干涉，比如征公粮的时候，乡村支部里秘密的决定了那个派多少，这个派多少一类的事情，这是要不得的，它是有弊无利的，我们应该反对。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反对包办而认为党的正确领导也与包办无异，一直走向取消党的领导的错误。 
　　抱有上述错误认识和思想的同志，自然就不会尊重党的领导，自然要向党和党的领导机关闹独立性，这是由于缺少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而产生的。这种思想上对党的模糊认识，就会妨害以党为中心的一元化的领导的建立，因此我们必须首先纠正这种错误的认识。 
　　 
　　　　　　　　　　二、对边区民主问题应有正确的估计和认识 

　　还有这样一种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就是对陕甘宁边区民主问题的认识是模糊的。我们认为，陕甘宁边区的政权，虽然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还存在着某些缺点，但一般说来，它早已是民主的政权，是中国最进步的民主政治，也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边区的各级参议会和政府，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人民已经直接参加政权的管理。另一方面，人民所选举出来的政府，又是为人民办事的，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因为边区占一半人口的地区里曾经实行过土地革命，农民分得了土地，有田可耕，而没有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里正在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以改善大多数群众的生活。因为边区人民已经享有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一直到组织人民武装的自由。象这样的政治，可以肯定地说，已经是人民自己作主的民主政治。但是有这样的一些同志，他们认为边区的政治还不能算是民主的政治，离开人民自己作主的境地还很远，似乎现在的政府，并不是由人民自己产生的，而是站在人民头上的一种“治者”。这种估计是不合事实的，它与党的估计是有原则的差别的。 
　　说边区政治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并没有否认它在形式上、内容上还存在着许多缺点。比如说，被选到政府中的人员，有些还不是选举得很好，还不能真正替人民办事。也有个别的人员，本来是工人农民出身，但他被选到政府机关中以后，并不真正为群众谋利益，反而沾染上了统治阶级的剥削意识，利用其地位以剥削与欺压老百姓。也还有个别的反共特务分子钻进了政权机关里，利用时机以进行一些破坏与暗害工作。这些人都需要从政权机关中清洗出去。其次，某些地区的下层政权还被地主阶级把持着，减租减息也没有认真执行；那里党的组织力量还很薄弱，群众的斗争热情还没有被鼓舞起来。对这些地区的政权及其所执行的政策，必须加以改造，必须在发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来加以改造。最后，政权机关里的一个比较普遍严重的缺点，就是官僚主义倾向在那里兴风作浪。这次精兵简政中的最后一条，就是要反对官僚主义。对于这种脱离群众与违反群众利益的官僚主义倾向，我们必须开展群众的斗争去克服它。我们要使每一个政府工作者能够经常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反映群众的要求，真正为群众办事，以达到政权与群众密切结合的目的。因之各级政权在一定期间的改选，自然是必要的。这便是我们对边区政治所应有的认识与估计。 
　　认为边区政治还不能算是民主政治的同志，他们确实是看到了上述边区政治中的一些缺点，深恶痛绝，而想要改正这些缺点的。但是他们的错误在于没有把这些不好的现象和边区政治的本质区别开来，没有把这些缺点摆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反而被这些不好的现象，或者在个别地方发展得很严重的不良现象所蒙蔽，把它扩大起来，就认为边区政治距离民主政治还有天远。这种不合乎真象的说话，一点好处也没有，因为它适投反对边区政治者之所好。 
　　这些同志既然否认了边区的民主政治，就大大提倡“不断选举”论，似乎民主的主要内容就是选举，似乎不断选举就是改进边区政治与保卫边区的唯一法宝。在他们看来，边区之所以有力量自卫，日寇与反共分子不敢来摧毁边区，就是因为边区真正进行了“不断选举”似的，这是如何不合乎实际的理论呀！他们没有看到不满意革命的民主政权的人们，正在利用“不断选举”来企图改造边区政权，以求适合于他们的利益与要求。不仅如此，他们根本不了解边区的民主主义不仅限于选举，尤其重要的，在于选出的政府真正能为人民大众办事情，谋利益。在他们眼里，只看到了一个选举，而不知选举只是民主的形式之一，只是民主的一个方面，单单只有选举一项，并不能成为真正的民主主义的。 
　　把选举偶像化、神圣化的同志，认为今天边区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就是选举。请看陕甘宁边区政府所颁布的选举指示信里所说的吧：“如果有人轻视选举，或者说不要选举：那就是等于不要民主。不要民主，就等于不要革命。”同志们，这两个“等于”不晓得把好多党员及革命群众都送进“不要革命”的营盘里了。在“选举第一”论者看来，选举就是一切，边区之所以能够保卫，能够巩固，能够发展，并不是由于我们有能够打仗的军队，并不是由于边区老百姓的努力生产建设，并不是由于党的政策的正确，而只是由于“不断选举”的结果。存在着这种错误观点的同志，自然不去注意研究边区党的各项建设政策，不去注意组织边区人民的生产事业和军事建设等工作。同志们，必须认识，今天边区民主政治的中心问题，不是“选举第一”，而是如何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这就是说，今天边区的中心任务，不是选举，而是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在经济建设的事业中，发动人民大众的积极性，使每户每人都积极地劳动，参加生产，以改善人民生活，解决战争需要，造成行动的民主，这便是边区民主政治中的中心任务。如果有人问，在边区党和政府最中心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答复应当是：如何组织每户每人的劳动生产，定出他们的生产计划，使男女老幼都来参加生产事业；如何组织变工队，使有劳动力者，缺少劳动力者，或是缺少耕牛的农民，互相调剂他们的劳动力，使每一个参加变工队的农民，发扬互相帮助的精神；如何组织合作社，使所有合作社的每一个社员，都能象延安南区合作社的社员一样地享受一定的权力和许多实际的利益；如何组织运输合作社，合理地使用民间的运输力量，把“三边”的食盐运销到边区以外去；如何组织妇女纺纱小组，使妇女在纺纱中能获得一些经济权益，更加改进她们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如何移民开荒，兴修水利，以增加人民的收入；如何发展植棉、纺纱、畜牧、养蚕等事业，使人民可以获得廉价的布匹以解决被服问题；如何改进学校教育，使乡村儿童乐于读书，并逐渐消灭文盲。所有这些都是今天急于要做的工作，党和政府要善于组织这些事业，各级政府与参议会要经常讨论这些问题，订出具体的计划，认真执行，并按期检查，和全边区的老百姓一起来办好这许多事情，这就是边区民主政治的实质。只有在进行与领导这些建设事业中，才能考察政府是否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才能有力量反对官僚主义分子，才能识别出暗藏的破坏分子，使政权的民主内容丰富起来。也只有在这些建设事业中，才能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发动群众对于改正边区民主政治中的某些缺点的积极性，那时，选举的民主意义才更丰富，民主政治才能更进一步。 
　　由于对边区今天的民主政治的中心内容认识之不一致，就产生政策上的分歧。“选举第一”论者认为边区的中心工作就是选举、选举、不断的选举，使之与党所提出的生产建设的中心任务相对立，要求党和政府以很多的时间与精力去办选举，而把生产建设事业这个中心任务放在一边，不去过问。对西北局关于生产建设一类的决议，不去详细研究和讨论，不想出具体执行的办法，而采取消极的态度。由此可见对民主问题认识的不一致，对现行政策问题上的分歧，也必然要造成不尊重党和闹独立性的恶果。 
　　 
　　　　　　　　　　三、肃清部队中军阀主义的倾向 

　　再有这样一种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发生在某些军事工作的干部中，就是对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认识是模糊的。由于这种模糊的认识，就产生了一种军阀主义的倾向。 
　　我们党领导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它是从人民中间生长出来的，是人民当中比较觉悟的分子所组成的，是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进行斗争的。它对敌人是毫不留情的，是需要霸道主义的，打起仗来，冲锋陷阵，杀死敌人，以求自己的胜利。但是它对于人民就不应该霸道，而应该是非常亲密的，关心人民的疾苦，不侵犯人民的利益，并为保卫人民的利益而进行战斗。对于地方党与革命的政权，应该是尊重的，接受他们的帮助和批评。我们的军队必须和人民结合在一起，依靠老百姓才能打胜仗。比如边区的军队，吃饭靠老百姓供给粮食，打仗靠老百姓帮助运输、抬担架和打扫战场，有缺额或扩编时要靠老百姓来补充。我们军队和老百姓的关系是互相依存的，是血肉相连的。老百姓依靠军队来保持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所既得的果实，军队也必须依靠老百姓才能生存、巩固与发展。因此我们党自有武装以来，从很小的游击队到大规模的红军兵团，以及今天的八路军、新四军，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与老百姓及地方的党政机关建立着亲密的联系。我们时常把军队与老百姓的关系，比做鱼与水的关系，就是说鱼没有水不能生存，军队没有老百姓也是不能生存的。 
　　我们的军队之所以成为革命的军队，其另一表现，就是军队内部的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的打成一片。指挥员经常关心战斗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战斗员也是自觉地参加部队，自觉地服从指挥员的行政和作战的指挥。因此指挥员和战斗员共甘苦，同患难，衷心地团结一致，没有什么隔膜，绝不像军阀部队中那样上下隔膜甚至是互相仇视的官兵关系。我们的军队之所以成为革命的军队，就是因为在我们军队内部，建立了优良的政治工作与党的工作，不断地加强部队中的政治教育，提高一般指战员的觉悟程度，使每一个指战员不仅在战斗中成为英勇坚决的战士，而且还要他们懂得党的基本政策，使他们成为党的政策的宣传者和坚决执行者。我们的军队是有优良的政治工作的传统的，政治委员、政治工作机关和部队中的党，有其极高度的政治威信的。 
　　同志们，我们今天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来检查一下边区留守部队的情况，虽然一般地还保持着过去的优良传统，但是在某些干部和某些部队中，产生着一些严重的现象，它对于过去的优良传统起着一种腐蚀和摧毁的作用，这种现象，就是军阀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的存在，就成为军队干部向党闹独立性的一种根源。必须认识，必须警惕，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虽然它还只是一种倾向，但它却在发展着，我们必须努力克服它，防止它发展，然后才能巩固我们的部队中的一些优良传统。当然这种军阀主义的倾向，还只是一种倾向，还没有成为军阀主义，还没有成为一种军阀主义的体系。但是如果任其发展，那是非常危险的，张国焘主义就是发展到最高峰的军阀主义，他利用党的武装力量，公开反对党，分裂党，因此值得我们警惕！ 
　　这种军阀主义的倾向，表现在军队中的某些干部，特别是某些高级干部，有一种把党的军队看成自己的势力的坏想法。他们要想自己培植一个系统，造成一种势力，用一些不正确的办法，拉拢一些干部，若要调动他部队中的人员或干部，他是不愿意的，若要他自己离开原来的部队，他更是不愿意的。在对党的关系来说，往往是利用他在部队中的地位与势力和党对立起来，在他的脑筋中，觉得军队比党还重要。这种思想与“军权高于一切”、“以军治国”的军阀主义思想不是没有联系的。这样他就会对党的领导不尊重，对党的政策不研究，更不必说去坚决执行了。 
　　这种军阀主义的倾向，表现在某些部队内，干部和士兵之间的关系，较之红军时代，起了一种变化。今天的留守兵团中，一般地说，指挥员和战斗员的关系比之红军时代，恐怕要差一些。某些部队中的某些指挥员，产生一种脱离战士群众的严重现象，产生一种只图自己享乐的腐化思想。他们破坏了革命军队过去所建立的各种严格的优良的制度，甚至于浪费和贪污的也有。这种人的思想和品质是在逐渐蜕化着，他们已经不会真正去照顾士兵的生活问题，已经有着一种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即使有时对士兵实行打骂，他们也认为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同时，这些干部之间的关系，也从正确的原则关系变而为无原则的拉拉扯扯，互相包庇，瞒上欺下，勾心斗角，以至互相排挤，拒绝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些人虽是少数，但他们却起着一种腐蚀和瓦解革命军队的作用。 
　　这种军阀主义的倾向，还表现在军队中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之松懈与削弱，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的地位与威信也日渐降低。对部队中所发生的一些不良倾向，不去作积极的斗争和纠正，反而采取自由主义的放任态度，这样就使一些不良倾向更加滋长，如嫖、赌、贪污、逃亡的现象，在某些部队中相当严重。有几个人集体贪污的，有花费十几万元开赌场的，逃亡的数目也相当大，几年来干部逃亡的也不少！在这些不良倾向较为严重的个别部队中，是邪气胜于正气的。同志们，这种不良倾向还不够严重吗？这不是说明革命军队的纪律松弛了吗？这不是说明部队中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是被削弱了吗？甚至我们可以说，在这种不良倾向较严重的个别部队里，简直是没有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的地位了！ 
　　这种军阀主义的倾向，还表现在军队与人民的关系上，较之内战时期和抗战初期，一般地说，是差了一些。军队照顾人民的利益和帮助老百姓做事是不够的，而侵犯老百姓的利益，欺压老百姓的事情，甚至打骂老百姓，打骂政府工作人员的事情发生得相当多。军队遵守政府法令的精神不够，而破坏政府法令的现象却不少，比如私用法币，包庇走私，偷漏税收等。甚至有人这样说：“有政策就是有违反政策的，有纪律就是有破坏纪律的，不然个个都是布尔什维克，哪儿还有开除党籍的人？”同志们，这就是他们“坦白的”说出了他们对党和党的政策所采取的态度！军队中有些干部骂政府，甚至骂到边区政府的头上。他们对政府的一切法令是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到的。无怪乎有人这样说：“政府的法令，只能够拥护，不能够执行！”这便是某些部队对人民、对政府采取军阀主义倾向的结果。至于过去政府对军队的照顾不够，优抗工作也做得不够，这也是事实，在这里我不打算来谈它了。 
　　以上种种，都证明在留守兵团的某些部队中，是生长和发育着一种军阀主义倾向的。自然我们还不能说在留守兵团里已经有了严重的军阀主义路线，也不是说我们军队的本质是差的。相反的，我们军队的本质是很好的，基本上是执行党的路线的；干部和战士都是经过长期的战斗生活的；在有一些部队中，是很少或者是没有这种军阀主义的倾向的。而且几年来留守兵团是完成了保卫边区的任务，并且在经济的自给自足上也做了很多的工作，解决了许多困难，这许多成绩是值得表扬的。但另一方面，这种军阀主义倾向的产生，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果我们不严正地提出这个问题，不想办法去克服它，任其自流地发展下去，那是可以使我们的军队逐渐变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说，某些个别的干部，在这种倾向的滋长中，是已经开始起着质的变化了。 
　　产生这种军阀主义倾向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客观上军队的地位很重要。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之一，是武装斗争，今天我们是处在民族抗战的战争环境中，军队自然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与作用。这样就使某些军事工作干部，主观上产生了一种错误的自高自大的心理，以为自己了不起，把自己看得比什么都高，似乎他真有了不起的本领，天下都是他打出来的，甚至党和政府都是他一手创造的。另一方面，在长期统一战线与和平环境中，有些干部失掉了警惕性，反而沾染了中国社会中的军阀主义的恶习，忘掉了自己是革命军人，模糊了对革命军队、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认识。此外，在几年来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下，各部队自己进行生产，又由自己来分配，使过去严格的供给制度破坏了，自己生产的东西多用一点似乎也没有关系，这样就引起了一些干部在思想上起了变化，跌入浪费、享乐和贪污的泥坑。但是，这里必须严重地指出产生军阀主义倾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乃是留守兵团的最高级领导机关不但没有及时发现这种倾向，并向之作积极的必要的思想斗争，反而他们自己本身也存在有这种倾向，把军队看得比党还要大，不尊重党，向党闹独立性。当中央军委派考察团到留守部队去考察工作的时候，他们采用了一些不正常的办法。这样他们自然就不能很好地积极地在部队中进行反对军阀主义倾向的思想领导工作。今天我们的党，提出了思想上的统一，提出了建立以党为中心的领导一元化，就必须在部队中开展反对军阀主义倾向的思想斗争，以期根绝这种不良的倾向！ 
　　 
　　　　　　　　　　四、建立坚强的一元化领导 

　　上面我讲了三种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即有某些同志对党的认识上，对民主问题的认识上，对革命军队的认识上的许多模糊或错误的观念。同志们，边区党所执行的总的政治路线是一致的，是正确的，但在对于以上的一些问题的认识及认识问题的方法上，有某些同志还存在着一些原则的分歧，还生一些偏向或倾向，还不能完全一致。前两种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是夹杂在政府的领导思想当中的。它虽然在政府的领导思想中还没有占统治地位，但它对于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建立是有某种程度的妨害的。在政府工作的同志中，还有对于其他一些问题的认识也不完全一致，如林伯渠同志在发言中所指出的对于边区所处的战争环境的认识问题，对于政权的民主集中制的认识问题等。在留守兵团的领导思想中，也还有对于统一战线问题，对于建设根据地问题，存在着与党的认识不相一致的地方，这在贺龙同志的整军报告中已经指出了。在过去青年运动中的“青年主义”和“第二党”的倾向，文化工作者中的艺术高于一切的观点，某些专门家在边区建设方针上的意见不一，这许许多多思想上的不一致和偏向，都在这次高干会中揭发了出来，以求党内思想的统一，以奠定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牢固基础。同时，我们必须认识，这些思想上的分歧，是由于思想方法的错误与阶级立场的不坚定而产生出来的。假如我们这次高干会上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不能用严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来彻底地揭发它、批判它与纠正它，反而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让它存在，让它发展下去，那么党的一元化领导就无法建立，高干会上所决定的许多政策也就无法执行，无法贯彻到底。因此，这次高干会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因为它不是在许多现象里兜圈子，而是深入到思想领域中去解决问题，去求得党内思想上的一致，使我们边区的党，在思想上奠定了领导一元化的基础。我想，这次会议以后，以西北局为核心的一元化领导，在边区应该是能够很巩固地建立起来的。产生一些偏向或倾向，还不能完全一致。前两种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是夹杂在政府的领导思想当中的。它虽然在政府的领导思想中还没有占统治地位，但它对于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建立是有某种程度的妨害的。在政府工作的同志中，还有对于其他一些问题的认识也不完全一致，如林伯渠同志在发言中所指出的对于边区所处的战争环境的认识问题，对于政权的民主集中制的认识问题等。在留守兵团的领导思想中，也还有对于统一战线问题，对于建设根据地问题，存在着与党的认识不相一致的地方，这在贺龙同志的整军报告中已经指出了。在过去青年运动中的“青年主义”和“第二党”的倾向，文化工作者中的艺术高于一切的观点，某些专门家在边区建设方针上的意见不一，这许许多多思想上的不一致和偏向，都在这次高干会中揭发了出来，以求党内思想的统一，以奠定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牢固基础。同时，我们必须认识，这些思想上的分歧，是由于思想方法的错误与阶级立场的不坚定而产生出来的。假如我们这次高干会上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不能用严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来彻底地揭发它、批判它与纠正它，反而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让它存在，让它发展下去，那么党的一元化领导就无法建立，高干会上所决定的许多政策也就无法执行，无法贯彻到底。因此，这次高干会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因为它不是在许多现象里兜圈子，而是深入到思想领域中去解决问题，去求得党内思想上的一致，使我们边区的党，在思想上奠定了领导一元化的基础。我想，这次会议以后，以西北局为核心的一元化领导，在边区应该是能够很巩固地建立起来的。 
　　今后西北局的领导工作，首要的任务就是掌握思想上的领导，继续这次高干会着重检讨思想问题的精神，更加努力于达到西北党在思想上的完全一致，克服存在着的和可能生长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这是第一个业务。其次要抓紧当前边区工作的重要环节，就是努力发展生产建设事业，并注意干部的学习领导，用全力研究与掌握围绕着这个中心环节的各项政策，以指导全西北党政军民各种工作，并组织这些政策的贯彻执行。 
　　西北局以下的各级党政军民关系，也要建立健全的以党为中心的一元化领导。今后各级党委的任务是更加重大了。边区党各级的干部，必须忠诚地服从西北局的领导，为坚决执行西北局的每一个决定而奋斗。对于某些仍然继续闹独立性的同志，须严申党的纪律。西北局是党中央的代表机关，西北的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党的组织，只有爱戴西北局，坚决执行西北局的决定，才能表示他们真正是拥护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真正是爱戴党的中央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以整风的精神，总结了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问题和工作。一九四三年一月七日至九日，任弼时在会上作了《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长篇讲演。本文及《向贺龙同志学习》、《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两文，都是这个讲演的一部分。　　

〔出处〕 《任弼时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