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一 什么是革命根据地？ 

　　在某些地区（如北岳区、太行山、山东）有了革命的武装、革命的政权、革命的群众组织、革命的政党——共产党（而且前面的三种组织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这四种组织在一定地区能够公开的合法的存在，各自执行自己的职权（如政权执行自己的法令、纪律、各种制度），这样的地区，就叫做革命根据地。 
　　上述的四种组织，必须明确分工，而且各种组织内部又应有它自己的分工，如政权中有民政、财政、实业、教育等工作，党里面有宣传、组织、青年、妇女等工作，各种组织各有其一定的任务，起一定的作用，又相互配合，密切联系，在共产党统一的领导与计划下，对敌进行斗争。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不巩固、健全不健全，就决定于上述四种组织巩固不巩固、健全不健全。如果四种组织都是巩固的、健全的、有能力的，那么这个根据地也就是巩固的、健全的、坚强的。但是除了这四种组织必须巩固、健全与坚强有力以外，还有另一个决定革命根据地能否坚持的条件，这就是党的路线与党的领导正确与否。党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在某一个根据地党的领导机关犯了错误，也将会影响这个根据地的坚持。如果错误小，且能及时纠正，那就能坚持，否则就可能受影响。中央苏区时，上述四种组织都是健全的，但由于李德军事指导的错误，致使中央苏区未能坚持，最后退出了，即是一例。 
　　北方局去年十一月即提出华北根据地游击性增加了，某些同志以为这就是根据地变质，这种认识是不妥当的。根据地游击性的增加，并不就等于根据地的变质；自然，假定上述四种组织不健全，群众未能充分发动，革命武装不强，党的领导也弱，游击性的增加，也可能使根据地变质。 
　　为什么根据地游击性的增加，并不等于根据地的变质呢？根据地游击性的增加，表现在战争的频繁，敌人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可能随时向我进行扫荡，随时打入我根据地腹心地区。在目前情况下，由于敌后战争的长期性，与我之装备不如敌人，得不到大后方的接济，我方军事指导原则主要只能是游击战争。在平原，今天已完全是游击战争；在山地，虽然还有部分的、一定限度内的运动战，但由于我们技术落后，物质困难，可能性已更缩小了，主要也是用游击战争打击进入根据地的敌人，疲惫它，消耗它，经过一定时间之后，迫使敌人退出根据地。我山地还有一定限度的运动战，如出敌不意，乘敌疲惫，集中适当的兵力，予敌打击。这一定限度的运动战也是可能与必要的。在平原则不同，因为敌人碉堡主义的发展，我之装备不如敌人等，运动战已不可能了。各军区、军分区在军事指导上，必须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不能机械搬用。一九二八年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提出“集中对付敌人，分散争取群众”的指导原则。这个原则直到苏维埃战争时的第五次围剿初期都是正确的，适用的。但今天机械地搬用就不对了。第五次围剿初期，假定那时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导原则不曾被不正确的路线打下去，仍能执行集中兵力对付敌人，将我主力指向闽浙赣边，配合福建事变，破坏第五次围剿是充分可能的。粉碎第一、二、三、四次围剿都没有象第五次围剿那样有利的主客观条件（如红军空前的强大，兵精粮足，福建事变等）。当时未能粉碎第五次围剿，原因即在于领导的错误。虽由于红军英勇卓绝，取得不少战役战术上的胜利，但结果仍退出中央苏区。因之，我们不能单看战术的胜利来评判战术上的价值。一定要看这些战术的胜利，是否符合于战略的要求（当时，战略任务是要能坚持根据地）。军事上的战略战术，与政治战略策略是一样的原理。“策略是战略的一部分，并为战略而服务的”。如不了解这点，或者了解得不深刻，往往把策略孤立起来看，这就一定会犯错误。在五次围剿时，红军“短促突击”的英勇，虽则取得了不少战术上的胜利，但在客观上是促使国民党强化了堡垒主义，特别在后期，假使没有短促突击，国民党堡垒政策不一定会发展到那样的高度。因之，毛泽东同志的集中兵力对付敌人的军事指导原则，在五次围剿之后一阶段，基本上还是正确的，不过由于当时具体情况的变化，要有一部分改变。正确的指导，应该是以一部分红军主力（相当大的部分）分散于中央苏区，配合地方武装，进行游击战争，坚持已有阵地，而把红军的大部主力，转移到战略外线，配合中央苏区游击战争，粉碎五次围剿。基本观点仍是坚持中央苏区，而不应放弃中央苏区。大部主力的转移外线，应作为粉碎五次围剿的战略出击去看的，但这样的方针，当时的领导者是不了解的，因而采取了搬家式的战略转移，结果就抛弃了根据地。 
　　为什么产生这一观点呢？第一，是不懂得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八年就已深刻认识，他在井冈山特委会议上，就明确提出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重要性。第二，不懂得创造根据地的艰苦。一块根据地是经过多少同志经年累月努力，花了许多流血牺牲的代价，才建立起来的。李德就是不懂得这个艰苦性的典型。第三，不懂得武装斗争如不与根据地结合，是非常脆弱的，容易为敌人所消灭。历史上不知有多少次农民暴动就失败于没有根据地；石达开在大渡河安顺场被消灭，只身就擒，也就是这个缘故。同志们，必须深刻认识没有根据地是多么严重，多么痛苦的事！第四，单纯的军事观点。起初夸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军事上稍一受挫，又过分估计敌人的力量，害怕敌人，又犯逃跑主义的毛病。 
　　今天我们是处在敌后，敌人武装力量的顽强，是超过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时的敌人的。那时，阶级敌人的军队，武装配备虽也是现代化的，但士兵在政治上的顽强性，则远不如日本士兵。苏区时期敌军的许多士兵同情土地革命；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则受武士道的麻醉相当深（敌虽顽强，数量少），虽经五年抗战使他们一天天觉醒过来，今天毕竟还未到应有的动摇时候。讲到敌人的堡垒主义，据统计，今天敌人在华北修筑的封锁沟、封锁墙的长度，已远超过中央苏区时代了。这一点，我们又要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远见。抗战开始不久，他就提出坚持敌后军事斗争的指导原则，“基本的游击战，及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以代替内战时代的旧原则，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惜，在华北各个地区，对这一新的指导原则，或多或少地都认识得不深刻。华北各地对加强地方武装的忽视，吞并地方武装的行为，即是对这一军事指导原则了解不够的明证。这就是把游击战争估计过低，把运动战估计过高所犯的错误。今天敌后，无论山地或平原，尤其在平原，只有正规军分散的游击战，与老百姓的群众游击战密切结合，打击敌人，才是最有效的办法。关于群众游击战，是从平型关战斗之后，更加认识到其重要性。平型关是一次完全的伏击战，是敌人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但是，我们没有能俘获一个日本兵，只缴到不上一百条的完整步枪。敌兵将枪打碎，伤兵自杀。敌兵的这种顽强性，启发了我们的认识。如果不是群众发动起来，组织游击战，民众大家来打它，要想随便歼灭它，是不那样容易的。只有群众的力量，才能削弱敌军的顽强性，群众性的游击战，当时就强调的提了出来。这是斗争中的教训，可是，还有未能认识这些教训者。在今后的斗争中，尤其是明年，只有正规军的分散作战与群众武装密切结合才行。群众武装，特别在初期，如果没有正规军帮助与领导，则是脆弱的；而没有群众武装的协助，正规军要给予敌人重大打击，也是不容易的。只有群众武装发展起来，正规军才有所依托。群众武装的发展，是坚持根据地的必要条件，群众武装不仅仅给予正规军许多帮助，而且有维系民心的作用。群众的抗战信心和积极性，是需要有武装作基础的，有了武装，胆量才会大，精神才会振奋，他的力量也才会有所表现。哪个战略地区能使正规军与群众武装结合更好，则打击敌人的成绩就最大，积蓄力量也较多。敌人一旦深入，就会“行不安，坐不稳”，在疲惫消耗之后，就不能不退出根据地，我们的党、政、军、民四种组织，仍能公开合法存在。这样，根据地是仍未变质的，只是战争频繁而已。如果没有地方武装打击敌探奸细及敌之袭扰，掩护群众，根据地就可变质。 
　　那么，为什么要提出根据地游击性增加呢？这就是战争既然频繁，党、政、军、民各种组织形式和机构，以及各种建设事业，都应力求适合这种客观环境，适应游击性，适应频繁的战争，否则，就会遭到严重的损失。 
　　游击根据地（今年七月间提出的）不同于根据地游击性的增加。 
　　什么是游击根据地呢？游击根据地有两种形式：或者是从根据地变质而成，或者是根据地创造过程中，尚未发展完备为根据地。但就目前华北来看，主要的是从大块根据地变为无数小块游击根据地。所谓根据地变质，是有一定限度的，虽有变为敌占区的可能，但也不全如某些同志所想的，一定变为敌占区。这要看在根据地里党、政权、武装、群众四种组织健全的程度如何，也要看坚持该地区的领导的具体策略如何。如果领导是正确的，四种组织也是健全的，那么，不一定变成敌战区；也可能在经过一定时期后，由游击根据地恢复为根据地。 
　　变质的表现，是武装斗争的形式受到各种限制。由于堡垒、封锁沟、封锁墙的增加，正规军不能不更加分散，甚至分散到以班、排、连为单位，进行游击战争；与公开的、半公开的、隐蔽的群众武装相结合，进行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甚至群众武装的活动更多于正规军的分散活动，而运动战在客观上已根本不可能。至于党、政、军、民四种组织的公开大规模的活动，也受到严重限制，甚至不可能；也要采取分散活动，更多地帮助下级组织。至于如何具体运用，就完全要取决于各地领导机关的机动性、灵活性，甚至在某些地区还要有两套办法（公开的与秘密的），一套专门用于应付敌人。这些都说明，在游击根据地里，人民基本上仍在我领导下，但斗争方式非常复杂，有时还须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依据具体情况，对敌人作临时性的、或断续的应付。当然这种方式，只是斗争方式的一部，决不是全部，而且不是主要的部分。 
　　根据地和游击根据地在斗争方式上有哪些区别呢？第一、在我根据地里，是党领导各种组织进行全部公开的对敌斗争；在游击根据地里，主要的斗争方式也是如此，不过游击根据地中，某些区域在一定时间，需要革命的两面政策。第二、武装斗争上，在根据地里虽以游击战为主，但还有某种限度的运动战；游击根据地则完全是分散的游击战，且群众游击战是主要的。要运用隐蔽的武装，打击汉奸。根据地游击性增加，各种机关需要缩小，而游击根据地的各种机关需要更分散。第三、根据地内除了侦察敌人的特务活动以外，不采用秘密的斗争方式，而游击根据地某些斗争是要采取隐蔽性质的。 
　　游击区即是一切抗日组织均不可能公开存在，只有隐蔽的地下抗日组织，其形式与根据地根本不同。许多经验教训我们，必须采取灵活的组织形式，也可采取民族的联合组织形式，不分阶级，不分职业，不分性别，自愿的自由结合的方式；还可以利用当地的各种合法形式，进行隐蔽的抗日活动，秘密协助抗日，以不妨害其秘密为主。这些地下抗日组织，可以掩护我武装游击队之活动，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进行宣传，可以为我根据地送情报，而我游击队的活动，则可以积极配合地下组织与敌进行斗争，并促成某些合法斗争的开展。在党有工作基础的地区，还可以作为我游击队、武装工作队临时休息之所。但游击队与武工队必须注意不能经常去，以防暴露，而遭到敌人的破坏。另外，还有一种游击区，那里没有秘密的抗日组织，武装游击队和武工队要利用各种机会进行临时性的、并且是经常性的游击，使敌伪组织不能巩固，促其动摇。这一种意义，往往为我游击队、武工队忽视，只有老百姓才知道这种临时性、经常性的游击意义之重大。我游击队、武工队应利用机会，深入没有我秘密组织的地区去打击伪组织，建立我秘密工作基础。提出武装工作队这个名称，就包含着这个重大的意义，要经过他们，把游击区变为游击根据地，把游击根据地变成根据地，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 
　　敌占区是我武装组织根本不能进入的地区。 
　　目前在华北，上述根据地、游击根据地、游击区，在军事上敌占相对优势。因为敌人握有交通干线，转移兵力迅速，在一定时期，可以集中优势兵力于某一区，军力上对我某区形成绝对优势，进行严重的扫荡。但一定时期之后，又在我游击战争的消耗之下，被迫退出。就冀中来看，冀中虽则已变成游击根据地，但同时我分散游击，却大大扩张了游击区，直到天津附近。也由于我之军事力量，一般地占相对劣势，及我在政治上一般地占绝对优势，这就形成根据地、游击根据地的变化性，造成在某些地区此落彼起的形势。领导同志要善于掌握这一特殊变化性的特点，及时予以正确具体的指导，抓紧空隙，不厌烦地进行活动，这里垮了搞那里，等到敌人去压制那里，又把这里搞起来。这决不是无意义的简单重复，而是具有熬时间，积蓄力量，教育群众的重大意义。但须注意党的秘密组织，经常巩固地下堡垒，以便恢复工作。 

　　　　　　　　　　二 根据地与游击根据地的斗争形式，主要是武装斗争，配合以其他斗争 

　　根据地总是产生与生存于反革命的包围中的，甚至在根据地内，也还有敌人（内战时是阶级敌人，现在是民族敌人），因之，要创造根据地与保卫根据地，主要是依靠武装斗争。敌人采取武装来进攻，我也必须以武装来回答，这种武装斗争，就是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最高形式。但这只是主要的形式，而不是唯一的形式。如果武装斗争不与改善民生、实行民主斗争相结合，不与生长武装的群众运动相结合（群众是生长武装的母亲），那就孤立了武装斗争，就是把主要的形式看成唯一的形式。这是错误的。如果注意民生、民主的斗争，而不注意党的路线和统一战线的方针以及掌握具体政策，不在武装斗争中去建立党，那同样也是错误的。必须深刻认识到武装斗争是创造根据地的，也是创造党的。武装斗争培植了党，而又服从于党的领导，否则就成为单纯军事主义。单纯的武装斗争是非常危险的，脆弱无力的，更谈不上发展，一定会失败，历史上这种单纯武装斗争，没有不失败的。中条山二十万友军之所以不能坚持，是明显的例子，我们不能去重复。 
　　我党在大革命时及大革命前，只注意群众运动，但对组织武装与武装斗争，没有注意或者注意得不够，这就是由于不懂得中国革命的特点。今天有些同志还是不懂得这个特点，不懂得创造八路军是主要工作之一，不懂得如果没有八路军就不会有敌后根据地，也就不会有华北几十万党员。有了八路军，就有了根据地，有了党；我党又来领导这个武装，成为党的革命的武装力量。大革命失败后，我党抓紧了武装，组织了军队，这是对的，是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要求的。不过今天有某些同志又发生另一种偏向，即不关心群众运动，不关心群众利益，不关心群众生活，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他们不了解革命问题基本的是发动群众，动摇封建统治的基础，建立新的基础；不了解单纯军事主义必然失败。上面两种偏向，一种是忽视武装斗争，另一种是只晓得武装斗争，认为“武装斗争”是唯一的，不注意群众运动，那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特点，不懂得党与群众的关系，这必须认真引起我们注意，都须要纠正。

〔出处〕 《彭德怀军事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