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口述历史在中国越来越受关注，有关口述历史的研究与实践活动也越来越多。口述历史具有良好的跨学科应用潜力，对方志界而言，把口述历史引进地方志编纂是一片新兴领域，值得更多地探索与实践。那么，何谓口述历史，如何看待口述历史学科存在的作用与局限，口述历史与二轮修志怎样做到良好结合？本文以方志编纂为旨归，对口述历史进行基础性、学理性梳理，同时对方志编纂运用口述历史提出一点粗浅思考，希望有助于广大修志同仁对口述历史的了解与运用。

一、口述历史的概念辨析

口述史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并逐渐风靡全世界，尤其是欧美国家。20世纪80年代被介绍引进中国大陆，现在正呈方兴未艾的态势。口述史作为历史研究的方法，是历史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它的突出特征是具有“平民血统”，关注普通民众，传达大众声音，因此被认为是“自下而上看历史”的大众史观的代表。那么何谓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是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具体地说，它是由准备充分的访谈者，针对特定对象，以笔录、录音、录像等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观点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主要涉及五个方面内容：

第一，访谈者，也就是执行访谈计划的人。访谈者需要事先做大量案头准备工作，包括了解历史背景、访谈人物背景、事件背景，以及设计访谈问题等。

第二，访谈对象。对访谈对象的选择强调“三亲”，即亲历、亲见、亲闻。

第三，访谈过程中使用的记录技术，有笔录、录音、录像等。记录技术会随着书写方式与科技的发展而变化。据了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第一份口述访谈用的是笔录，随后就采用了录音。现在做口述史，有条件的话一般是录音、录像兼用。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记录方式还存在拓展的空间，比如利用网络进行视频访谈等。

第四，对访谈内容的加工整理。访谈结束后，是否需要对访谈内容进行整理，需不需要把录音转化成文字，能不能对视频进行剪辑处理，以及整理加工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一直存有争议。比如有些专家强调要形成抄本，也即转化成文字，文字资料与录音录像资料同时保存；有些则主张不需要转化，录音录像资料更能保留原汁原味的历史。再比如后期加工是否要做，做到什么程度，考证、注释性文字能否加入文中，访谈者能否对抄本进行编辑，也是观点不一、做法各异。

笔者认为这些分歧牵涉到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的辨别问题，口述史料最好以原貌、原形保留，作为资料文献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而口述历史首先要保证其作为历史的真实严肃性，同时访谈者也需要让历史或事件完整、合乎逻辑地展现，那么访谈者做一些考证与编辑工作是必然的。清代乾嘉时期著名史学理论家章学诚提出了“记注”与“撰述”^［1］两个概念来区分史料记载与历史著作，可见史料与史著之辨是史家治史之传统，口述历史也不能例外。因此，不少学者强调做口述历史需把口述资料与文字资料相互印证，相互对照。市面上公开出版的口述史著作和音像材料也都有经过后期的加工整理，由此可知做口述历史，对访谈内容进行加工整理还是必要的。

第五，回忆录、自传、田野调查、新闻采访等属于口述历史范畴吗？这个问题也有争议。有专家认为口述史应该包容些，把回忆录、电视访谈节目等都纳入其范畴^①。有的专家则明确提出应严格区分口述历史与回忆录、访谈录等，认为如果把这些都当做口述史，会扩大口述史的外延，混淆口述历史的基本特性——通过声音来口述记忆的特性。^［2］笔者也主张严格区分，每一种体裁或研究类型之所以有其特定的名称，就在于它们之间差异大于相同，应尊重各自的特性，没有必要抹杀差异性，而一味求同。

回忆录、自传等体裁与口述历史的区别。回忆录、自传也属于亲历者叙述历史，通常采用“笔述”加“自述”的方式进行，区别于口述历史采用“口述”加“他述”方式来展开叙述的特点，若把回忆录、 自传归为口述历史会扩大其范畴，混淆口述历史的基本特性。新闻采访（访谈）与口述历史，两者确实有相似之处，而且有时候边界并不是特别清晰。

新闻采访（访谈）与口述历史，两者确实有的相似之处，而且有时候边界并不是特别清晰。新闻采访（访谈），与口述历史的相似之处都是对特定对象进行访问，并做采访整理的工作。

不过它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有没有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对这些回忆录、访谈录或者新闻采访进行严格的考证、阐述。其区别是新闻采访与口述历史的根本目的不一样，记者做采访通常不会花时间去引导双方的谈话，不会长时间聆听受访者长篇大论，不长期保留录音。而口述历史则相反，需要把录音保留在档案馆、图书馆或其他收藏处。口述历史的特性是：能提供一般研究使用、能重新加以阐释、能够接受鉴定的确认。因此，把口述历史等同于新闻访谈，是低估了口述历史的难度，降低了其严肃性。^［3］

台湾蔡笃坚先生对口述历史有个深入浅出的比喻，他把做口述史比喻成爱丽丝漫游记，受访者是爱丽丝，访谈者是爱丽丝身边的小精灵，小精灵没有面孔，眼睛看不见，所以它需要问爱丽丝看到了什么，是兔子还是扑克皇后，借助爱丽丝的讲述，小精灵漫游了一个个仙境。蔡先生说做口述历史要返璞归真，摒弃成见与预设，由受访者带着你去漫游仙境。同时他强调访谈者不能丢掉历史考证的本领，要两条腿走路，两者不可偏废，方能把口述历史做好。^②

二、口述历史的发展轨迹

有专家学者认为：文字发明以前的历史都属于口述历史，因为在文字未出现以前，人们的历史记忆主要依靠口头传说来传承。在如今许多读写文化仍不普及的地区，自发的口述史（口头传述）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认为口述历史古已有之的学者，国内、国外都有，并不在少数。不过，严格秉持口述史学和学科规范的人，则不认同这种追溯，坚持把口述历史兴起的时间定格在20世纪40年代。

（一）早期口述历史

根据周新国先生的观点，中国西周时期，“左史记行，右史记言”，这里的“言”就是口述史料。诗经、楚辞、论语、史记、蒙古族《格萨尔王》等都自觉运用了口述史料，比如司马迁把所谓的父老传说纳入到历史事件的叙述中，那些丰富、生动的细节往往就来源于口述史料。西方的《荷马史诗》、《马可·波罗游记》也属于此类。

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托什对于口述史有专门的阐发，其中在“口述史的谱系”中写道：研究中世纪的编年史家和历史学家很少不利用口述证据的；尽管自文艺复兴以来，书面资料的重要性在迅速增加， 但以往利用口述资料的技能仍然作为档案资料研究的有益补充而保存下来。仅是伴随着19世纪现代学术历史学的出现，口述资料才完全中止使用。而且他还指出，今天历史学家引用的书面资料本身从源头上看是口述性的。^①

口述历史像是一门失落的武功，在古代时期就出现，后来历史学家们觉得其他武功更厉害，瞧不起口述史的原始自发性，就把它遗弃在历史的角落。直到20世纪，有人发现了这门盖世绝学，所以又重新风靡全世界了。因此，口述史的兴起，有人用了“口述史复兴”一词。

（二）现代口述历史

现代口述历史首先在美国兴起。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建了口述历史研究室，标志着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的诞生。

有学者对口述历史兴起的背景做了探究，认为有三种原因^②。第一，受到美国社会思潮的影响。二战以后，全球第二波民主化浪潮来袭，美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包括公民权运动、反对越战和女权主义兴起，这些运动强有力地挑战了美国历史由白种精英男人构建的传统看法。当人们发现口述史可以运用到任何阶层、任何族群的人身上，成为普通人表达观点、发出声音的有力工具，就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强烈兴趣和参与热情。

第二，受西方“新史学”运动的影响。新史学是指20世纪初开始萌动、50—60年代空前发展的旨在反对以兰克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史学的史学新潮流。它是对西方传统史学的挑战，倡导“自下而上看历史”的研究视角，反对传统史学局限于政治外交史、军事史的狭隘性，主张史学研究应包含人类过去的全部活动，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考察。“新史学”的研究视角从关注上层社会精英人物转移到对普通人民大众，而口述史则是这场运动的有力武器，获得了“草根支持者”的美名。

第三，口述历史的兴起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关系密切。口述史的发展与录音、录像设备的发明有极大关系。1877年录音机发明，1930年录音广播流行，1960年录音带问世，20世纪末光盘出现，录音、录像技术的发明使得记录声音、影像成为可能，是口述史得以迅速发展和传播的基础。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研究室成立之后，在短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很大成就。据统计，从1948年到1965年全美共有89个口述历史计划。它们在口述史学领域引领了一场“真正的运动”，包括历史学会、大学（研究机构）、公司、图书馆、博物馆和专业协会在内的不同机构都开展了相应的口述历史计划，比如该校对流寓美国的中国国民政府要员100人进行访谈计划。在这场访谈计划中必须提到一个人——唐德刚先生。唐德刚是华裔史学家中口述史的主要推动人物， 有多部口述史著作，著有《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张学良口述历史》等。他是中国大陆很多人接触口述史的第一站，影响不小。

随后，美国口述历史发展也开始走向正规化、专业化和全面化。1967年，全国性的专业学术组织——美国口述史协会成立，还有官方刊物《口述历史评论》。1980年全美制定了口述历史的标准、工作原则、工作者守则以及社会公众的义务和赞助机构、档案机构的义务。同时，出版了一批重要理论著作，如柯蒂斯《口述历史指南》、汤普森《往昔的回声：口述历史》等。地方性的口述历史组织和研究中心遍布全美各地，几乎每个县都有口述历史馆，而且中小学和大学都设置了口述历史课程或学位，培养了一大批历史学和相关领域的口述史学家。如今在美国，口述史不仅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还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人类学等诸多领域，在推动跨学科研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了美国，口述史学也逐渐风靡世界。1973年英国口述史学会建立，并建立国家口述史博物馆。1974年加拿大建立口述史学会。在南美、非洲、大洋洲和亚洲的新加坡、日本以及中国的港澳台地区都先后兴起并发展。它们大都拥有自己的专业协会和学术刊物。1987年国际口述历史协会在英国牛津成立，并定期在欧洲举行会议。

台湾的口述历史研究起步较早。1959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合作口述历史研究，在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下，自1959年至1972年，共访问以党、政、军、外交、交通、财经、学术各界人士为主的人物六七十人。福特基金资助结束后，从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又对企业界、科学界、医学界、艺术界、妇女界、考古界、体育界人士及中研院院士等百余位个人进行生命史的访问；此外还开展专题与历史事件访问，先后出版了《台南帮企业相关人物》《菲律宾华侨华人》《台湾二二八事件》《美丽岛事件》等多部口述作品，据悉自1986年至2008年访问近千人，其中以政治事件居多。^①

中国大陆在20世纪80年开始介绍引进西方现代口述史学，90年代开始形成一批口述史成果，如定宜庄《最后的记忆：16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钟少华《早期留日者谈日本》等。报纸、杂志、电视、网络也开始关注口述史，并付诸实践，比如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崔永元做的系列口述史作品等。进入21世纪，以中国社科院为主的一些官方机构开始组织召开口述史研讨会，并于2004年成立了中华口述史研究会。目前，在全国逐渐形成了多个口述史研究区域，包括北京、上海、吉林、江苏、浙江、四川、山西、天津、厦门，这些地区的口述史研究各具特色。做口述史在中国出现热潮，定宜庄认为是“跑马占圈”现象，大家都意识到口述史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但同时存在的问题却也不容忽视。

三、口述历史的重要价值

口述历史的价值越来越得到认可，它在当今社会产生的作用也越来越不可忽视，口述历史已经从最初的发挥史料价值，补充文字档案记载空缺，发展到跨学科领域的广泛应用，并且在复兴和构建历史文化方面找到一片新天地。口述历史的价值总结起来有以下三点：

（一）口述历史的史料价值。口述历史是搜集、记录历史的重要手段，能有效弥补档案文献等现有文字资料的空白或不足，具有回忆历史细节，增进历史多面性的史料价值。口述史学在美国兴起的最初动力就是弥补现存文件档案记录的不足或空白，即强调口述历史的史料价值。口述历史在发展之初，并不受传统历史学家们待见。口述历史被历史学家们接受的原因在于：在一些历史学家们关注的新领域， 他们发现传统的书面材料完全不提供任何信息，也即他们找不到任何资料，运用口述史研究方法能间接帮他们获得资料，于是慢慢地接受了这种研究历史的方式。另一个现实问题是数字信息化时代，信件往来的习惯逐渐消失，通过电话、网络、手机等新载体进行交流的方式，导致很多事件、现象等未能以文字记载的方式留存，造成很多文献资料的空白，而通过口述历史记录下声音与记忆，是保存历史的有效手段，这也是当代口述历史越来越被重视的原因。

（二）口述历史具有重要的民主价值，传达了普通大众的声音，被称为“草根支持者”。受“自下而上看历史”的大众史观的影响，口述历史开始关注普通大众，关注社会的弱势群体，关注那些处于边缘位置的群体的历史，努力让在传统历史叙述领域的“缺席者”和“失语者”发出声音，包括少数民族群体、妇女，以及一些社会弱势群体。    

在美国，口述历史被广泛运用于少数族裔史（土著美国人、非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华裔美国人）、妇女史、劳工史、社区史、家庭史以及性史等新兴史学领域。在中国大陆，口述历史也广泛关注普通民众，比如刘小萌的知青口述史，定宜庄的满清妇女口述史，崔永元采访的抗战老兵等。

保罗·汤普森《过去的声音——口述史》对口述历史有过这样的评价: “口述历史是围绕人民所构建的历史。它给历史本身带来了活力，拓宽了其范围。它不仅允许英雄来自领袖，而且还允许英雄来自不被人知晓的多数平民。它促使教师与学生成为工作伙伴。它把历史引入共同体，又从中引出历史。它帮助较少有特权者，尤其是老人渐渐获得尊严和自信。它有助于社会阶级之间、代际间的接触及由此而来的理解。”^①

此外，做口述史的人，往往自身有一种使命感，许多口述史学家“将口述史视为一种民主的选择，它将挑战学术精英对历史研究的垄断”^② 。口述史喜欢站在边缘的立场挑战主流，质疑主流文化的代表性，它“不仅要给普通人在历史学中留有位置，而且还要使他们在具有重要政治影响力的历史知识的生产上发挥作用”^③ ，比如约翰·托什就指出：“社区应该通过口述研究揭示自身的历史、形成它的社会认同，而不是受惠于传统历史知识的假设”^④，口述史“越来越多地视为表现非精英群体是如何随时间变化而建构和修正其文化内涵的证据”^⑤。这就是做口述史的重要价值，挑战权威，传递民主价值，探寻历史的多面性，构建有普通民众参与的更为多元化的历史。

（三）口述历史的跨学科应用价值。口述历史具有高度跨学科的特点，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其跨学科应用的范围包括：民族学、族裔研究、人类学、社会学、卫生保健（老年医学、叙事医学）、心理学、社区研究、政治和解（极权统治、人权问题）、历史保护、法律诉讼（土地索偿）、社会正义（环境等问题）、媒体研究、妇女（性别）研究、残障研究、移民研究、发展研究（赋权）、剧场研究、创伤研究等等。

比如在英国，口述历史被广泛应用于医学领域，应用于对绝症患者、老年群体的医疗，发挥了临床医学的作用。口述历史的方法也被运用于救灾。据了解，台湾“九二一”大地震，当时的口述历史团队迅速应对，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在地震震央集集小镇，运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对受灾群众开展访谈，不仅疏导了灾民们受伤的心理，而且能够引导集集民众思考社区重建的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为人与人可以透过话语相互感知，起到抚平心灵创伤，构建积极心理机制的作用。作为创伤医疗的重要手段，灾难口述历史在2001年美国9.11事件以及2008年汶川5.12大地震中也都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

此外，口述历史在构建社会文化或历史方面的应用也越来越多。比如，非洲殖民主义前的历史处于空白状态，殖民史则主要由殖民主义国家单方面来简单书写，因此非洲的历史学家很热衷于运用口述史来构建非洲历史。还有，台湾在社区文化构建当中也广泛应用了口述史的方法。

四、口述历史的局限——真实性问题

口述历史真实性如何？口述历史可信吗？这是接触口述历史的人首先会想的问题，也是口述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口述历史来源于受访者的记忆和受访者的主观陈述，口述历史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它的真实性一直备受关注。

很多历史学家对口述历史持不认可态度，西方部分历史学家指出记忆是不可靠的，因此口述历史的真实性也值得怀疑。比如，西方有位叫约翰·文森特的历史学家，直到1995年仍然宣称“历史学不研究文字产生前的社会”，言下之意，没有文字记载的口头传说是不可信的，因此没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在台湾，传统历史学家也瞧不起口述历史，认为这个东西没有历史的严谨性、科学性。不过做口述历史的人是很愿意相信它的真实性的。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受到怀疑，可能涉及到以下几方面因素：

1.受访者的记忆是不是真实准确？ 做口述史强调亲历、亲见、亲闻，因为当事人的诉说让人觉得真实可靠。问题在于记忆并不能保证永远准确，比如给年纪大的老人做口述史，一方面时间过去太久，很多事情都淡忘了，另一方面年纪大了，记忆力衰退，这时候就无法保证记忆的真实性了。

2.受访者是否愿意讲实话，还是有意回避？有时候，受访者有些不愿意披露的内情，他们会故意说错，或者有意回避，这也会造成真实性受损。

3.是否会受到访谈者的引导而产生叙述偏差？有时候交谈中，访谈者不小心透露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比如说看不惯现在小三、情人横行，那么受访者可能就不会跟你分享他的婚外情经历了。因此，访谈者在访谈中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

4.会不会受到媒体、书籍、政治或时代记忆的影响而发生记忆扭曲？关于社会记忆的建构和扭曲有一个著名的案例：事件发生在意大利，特拉斯图里是一位钢铁工人，他在1949年意大利特尔尼城的一次示威中被警察射杀。这一事件引发工人们的巨大愤怒，以至需要很快拼凑出恰当的理由和背景对它做出解释。尽管特拉斯图里是在抗议意大利加入北约的示威中被杀死的，但流行于20世纪70年代的许多记忆却将该事件重新定位于一次稍后发生的反对大规模解雇工人的示威，而这对于大多数参与者来说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特拉斯图里也被描绘成靠着工厂的围墙而被警察开枪击倒的，在这样一种形象中强调了他作为烈士的地位。^① 这是一起典型的社会记忆因政治需要而调整的案例。

5. 受自身视野或者立场局限而造成的选择性记忆。人都有主观意愿，只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或者愿意看到的，然而有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从而造成记忆的错位或偏差，这就是所谓的盲人摸象。

口述历史存在这么多记忆或叙述方面的问题，但是并不能因此否定它的价值，相反口述史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且对记忆的研究也成为口述史研究的重要领域。

一方面，记忆是动态的，会随着时间、经历、观点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访谈者的回忆渗透着随后的人生经验，借用保罗·汤普森的经典论断“过去的声音，也可以说是现在的声音”，可见口述史有无法回避的事后认识的成分。历史的根本特征是：历史真实只能追求，不能达到。所以纠结记忆是否真实，就如同纠结历史是否真实一样，没有答案。因此，口述史的重要性与其说是作为一种对历史真实的表述， 不如说是作为表明个人记忆、社会记忆是如何被建构的珍贵证据。

另一方面，为了增强口述史的可靠性，历史学家们会借助档案资料、文字资料与口述资料进行比较、互正，采用口述、文献二重证据的做法，这已经成为口述史研究的普遍做法。口述史访谈的是个人经历、个人记忆，史学家们需要把握其叙述背后广阔的背景、结构及进程，才能赋予这些访谈以历史的意义，否则只会是一堆无意义的记忆片段。

与此同时，口述历史学者反驳性指出：文献资料也存在造假或者错误，也会受到统治者意识形态的控制，而且文字记载是死的，是自说自话的产物，真实性更是无从考证。在口述史家们看来，口述历史至少可以通过向受访者求证来探寻历史的真实。

五、口述历史与方志编纂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原常务副组长朱佳木同志曾精辟地概括口述历史与地方志的关系，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或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以及地方志当代部分的编修，恰恰是最适宜运用口述史方法的领域；同时，历史研究和地方志编修中的当代部分，也是口述史最能大显身手的时段”^①。口述历史与地方志编纂相结合，被学界认为是大有可为。方志界不少专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口述史资料及其成果积累了当代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史料，弥补了档案资料的不足和缺陷,因此，要解决志书普遍存在的资料性差、空话套话多、官样文章多、缺乏活资料的问题，必须要借鉴口述史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其资料和成果，这对于方志编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②

地方志的本质属性是资料性文献。资料既是方志编纂的根本所在，也是方志文献的价值所在，因此志书资料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志书的总体质量。二轮修志，资料工作是重点也是难点，这是广大修志同仁的共同体会。以笔者参与浙江省省志（注：名为《浙江通志》）编纂的体会而言，《浙江通志》正处于资料搜集的关键阶段，有效的资料收集无疑是修志过程中最难以回避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其一，政府机构改革所带来的职能部门撤并，以及部分机构不够重视档案工作，导致一些重要史料散佚或缺失，不少承编厅局面临资料收集不完整、不全面的情况。其二，经济市场化、社会多元化造成了资料来源的多元化，造成许多行业发展状况、行业数据、社会现象的资料存在空白或碎片化，仅仅依靠政府部门所掌握的资料远远不足以完整展现记载对象的全貌。其三，政府部门提供的资料多为工作性、事务性材料， 很多历史性细节难以在文书档案中得以反映，因此难以满足志书资料丰富性、可读性的需求。

针对上述遇到的资料问题，在志书编纂过程中，开展口述实践，利用口述史料填补档案文献资料的空缺，让两者有效结合无疑是可行的。中指组在部署二轮修志时就明确提出应注意收集口述、音像资料，不少地方志工作者也认识到口述资料能对二轮志书的资料起到有益补充，并在资料收集过程中开展口述实践。笔者认为开展口述实践、充分利用口述史料大有裨益，第一，可补充档案文献缺失的资料，比如萧山区志办开展了“口述萧山史”项目，近100万字的规模，作为《萧山市志》第五卷单卷本出版^③。比如《义乌市志》^④记载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招募义乌兵作为“戚家军”的历史，有不少资料就是通过义乌兵后裔的口述得来的。第二，可丰富志书的历史细节，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官方记载通常比较简单，通过对亲历者的访谈口述，把事件的前因后果一一道出，无疑会使事件细节更加丰富。第三，应加强和重视对已有口述研究成果的应用。目前口述史研究成果涉及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不少可资利用的口述史成果，充分利用这些成果可为方志编纂提供不少便利。如欧阳淞、高永中主编《改革开放口述史》，选择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历程中的重大决策和重大事件，系统梳理、精心选编，以口述史的形式，让亲身经历和见证改革开放历史的老领导、老同志追忆细节，目的是真实、生动、具体地再现历史，为改革开放史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⑤

鉴于口述历史与地方志之间良好的互补性，地方志工作者更应该积极运用口述历史为二轮修志服务。

〔出处〕 广西地方志 2015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