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的编纂在中国源远流长。“文革”结束后，一度中断的修志传统得到恢复。到 2001年，全国规划的省市（地）县三级志书6319 部中已完成并出版的有4789部。到2005年，全国第一轮修志工作宣告基本完成，完成规划志书的86.36%。这些新编地方志是历史研究的史料宝藏。

资料性是方志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新方志的编纂过程中，各地都注重资料的搜集，尤其是1949年后资料的搜集都以政府档案为基础，因此，新方志中保存了大量包括知青上山下乡在内的珍贵的当代史资料。这些资料来源均为政府的档案文件。如铁路运输志、航运志中，就有运载知青奔赴边疆农村的次数、人数等统计；轻工业志、商业志中，就有按政策供应知青下乡用品的条款；教育志、出版志中，就有为知青举办函授教育、编辑知青读物的材料；司法志（或法院志、审判志、公安志）中就有关于上山下乡运动中刑事案件的信息，而这类档案在各地档案馆中许多都未能开放，因而更突显其史料价值。

要进一步推进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学研究，必须深入到省乃至县的层面，认真梳理各地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事实，既要展现这一运动在全国层面的共性，更要揭示它在各地的特殊性，从而全面地反映这场在共和国历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运动。

就此而言，新编地方志有其特殊而重要的价值。通过这些方志，我们可以看到全国各地省、地、县三级政府对上山下乡政策的具体执行及各地执行中的差异，看到知识青年在各地不同的生存状态以及与当地社会间的互动关系。而在对全国各地深入到县层面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就有可能整合出全国范围内更为全面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图景。

关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安置经费。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记载道：“1962-1979年，中央财政下拨的知青经费达75亿元之多，地方财政以及企、事业单位花的钱大体与中央财政下拨经费持平，合计不下150亿元。”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大潮》中有专门的章节叙述知青安置经费，也没有涉及各省的经费数据。而各省、地（市）、县的方志，尤其是专业志如劳动志、财政志中就有这方面的详尽资料，这就使我们可以从省乃至县的层面上了解知青安置经费在各地实际使用的具体情况。

根据各地的方志可以发现，黑龙江、广东、陕西、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四个地区只有黑龙江省的实际支出超出了国家的下拨经费，而其他各省都未使用完国家拨款。就知青安置经费的人均使用情况而言，各省间显示出较大的差异。

省区间的差异不仅出现在人均经费上，还出现在安置经费的具体使用上。即使在一个省区内，各县间的经费使用情况也各不相同。各县之间的差异与省区之间的差异一样也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而对其原因的探究和剖析，必将丰富我们对知青上山下乡的认识。

与知青安置经费相关的是知青输出城市对知青接收地区的物资支持。这一情况在接收地方志中也有反映。

关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动员政策。1968 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的号召后，全国兴起了动员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的高潮。高潮之初各地大都采取了“一片红”、“一刀切”的做法，随后一些地方相继有政策出台，规定了可以不动员下乡的范围。但各地的政策在出台的时间和规定的范围上，以及对中央文件的贯彻执行过程中的差异，则再次提醒我们从区域史的角度切入是推进知青史研究的重要途径。

关于知青婚姻。婚姻问题是当年知青上山下乡数年后面临的十分现实的问题，也是当今知青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各地方志中还有与知青上山下乡有关的其他案件的信息。比如安置经费被侵占、挪用、贪污、私分的案件。“文革”期间广东沿海地区许多知青“偷渡”香港，《惠州市志》提供了这方面的资料。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差异很大的国家。即使在毛泽东时代国家权力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地区差异性依然显著地存在着，也因此同一项国家政策在不同地区的推行并不总是完全相同的，在不同人群中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我们根据部分省区的方志资料对知青安置经费和上山下乡动员政策的考察，已经显示出省与省之间以及同一个省内县与县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当然省与省之间和县与县之间的差异不仅仅体现在这两个方面，因此对知青上山下乡区域性差异的揭示，以及对各种差异原因的探究，应该是今后着力推进的方向之一。

〔出处〕 文汇报 2015-04-17